董仲舒的伦理学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ldo;义利之辨&rdo;。

孔孟主张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不谈利。

有利在前，先要衡量要了它是否合于义，确认符合于义，便可以取之。

董仲舒把孔孟思想发展到极端，认为只能谈义，不能谈利，主张&ldo;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rdo;（《汉书&iddot;董仲舒传》）就是只追求道义，不谋求功利。

他要人们把功利二字从心中抹掉，并不是真的不要功利。

试想如果人人都只追求道义，一心忠君孝亲，全面遵行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不是最有利于君父、最有利于封建宗法君主制的国家吗?所以，董仲舒是以义为利，以义求封建国家之大利。

他的义利观对宋明时代的儒者产生极大影响，他们赞赏董仲舒，提出&ldo;窒欲&rdo;，&ldo;存天理，灭人欲&rdo;的口号。

董仲舒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也未见得合理（将君父与臣子，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协调起来岂不更好?），而在封建社会没落时代更显出压制工商业发展和个性解放的反动作用。

综观董仲舒的理论体系，可以看到他提出的政治原则、道德准则，恰恰是汉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宗法君主专制国家长期寻求的建国方略。

他把国家组织和家族组织结合在一起，把儒家的仁礼与法家的刑政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孔孟的迂阔和韩非子的寡恩，使封建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这个体系对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有意义的。

影响之深远只有极少数人的体系能与之相比。

有人认为董仲舒把孔子的道理歪曲了，如果没有董仲舒，孔子之道将大行于天下。

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

不可否认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汉代，但它毕竟是春秋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董仲舒根据几百年的历史经验和汉代实际情况对它重新解释，它在汉代就不可能起作用。

从西汉建国到董仲舒回答武帝策问，其间经历60多年，读过《论语》的人成千上万，为什么没有人把《论语》献给高帝、惠帝、文帝、景帝去作为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就因为单纯的、未加解释的《论语》不管用，经董仲舒解释的《论语》才活了，才管用。

因为有解释，传统才能存在，有改变，传统才能延续。

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大有功的人物。

武帝&ldo;独尊儒术&rdo;还只是指出方向，儒术实际上被尊起来是宣帝、元帝时期的事情。

特别是石渠阁会议之后，经学的地位达到最高点，今文经学成为国教，绝不容许有任何怀疑。

一门学问发展到这种地步，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在西汉后期，今文经学的粗劣变种谶纬经学出现。

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巫师、方士用宗教预言、符箓瑞应等附会儒家经典，影射政局的变化，王朝的兴衰，权贵的命运等等，是赤裸裸的神学迷信。

统治者倡导谶纬，表现了他们的精神空虚和腐败没落。

这样一来，经学就形成三大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经学。

东汉初年，统治者看到经学内部的意见分歧，影响人心与政局的稳定，于是由汉章帝出面召集白虎观会议，裁定经学的正宗理论。

但是这次会议并未能实现经学的统一，钦定的权威反倒加速了经学的崩溃。

官方儒学‐‐神学经学没落了，但这并不意味整个儒学的没落，相反的，它在神学经学之外萌发出勃勃生机。

西汉末叶，扬雄不满于谶纬和神学经学的荒诞无稽，试图在经学之外恢复正统儒学。

他吸收了黄老思想，仿照周易的模式，演绎出&ldo;太玄&rdo;的哲学体系，批评有神论，批评当时的苛政、奢侈以及外戚、宦官的专权等等。

扬雄认为，汉代的经学已经走偏了路，不再具有儒家实质，只是虚有其表而已。

好比羊披着虎皮，仍然是羊而不是虎。

它见了草就高兴，见了豺狼便发抖，忘了自己有一张虎皮。

他对于当时活跃起来的道家、道教与其他各家也不满意，颇多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