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间医疗体制严重不健全。

如果喀麦隆拥有更好的医疗体制，那家医院就会马上给普鲁登斯动手术；医院会备有强效的抗生素来治疗她的感染；乡间的助产士也会被培训上岗，她们懂得基本的助产常识，还可以用备用手机随时呼叫救护车。

上述任何一项因素，都能够拯救普鲁登斯的性命。

构建医疗体制的障碍之一是非洲乡间医生的短缺。

皮皮医生虽然没有同情心，但他确实在辛勤工作，而且负担过重‐‐喀麦隆的医生不够，无法再派驻一名到约卡杜马的医院。

非洲乡间的医生和护士也都因无法休息、医疗器材缺乏和环境艰难（包括他们自己的健康安危）而饱受折磨，一心想要转调到首都。

他们也常移民欧洲或美国，结果反而形成了非洲对西方的对外援助，而像普鲁登斯这样的妇女却没人管。

我们提议捐助国应该资助非洲孕产妇的看护，在这方面，捐助者遇到的首要问题是那些国家缺乏医生‐‐至少缺乏有意愿在乡间服务的医生。

在乡间盖一间手术室，远比添一名医护人员要容易。

明智之举是在非洲发起训练计划，开设培训课程，好培育更多的医疗护理专业人员。

不过这得是为期两三年的课程，且不颁发医学学士学位，否则毕业生就会拿着学位到国外找工作。

另一个普遍问题是医护人员经常缺勤，乡村诊所尤其严重。

一项横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六个国家的严谨研究显示：在任何一天，诊所内都有39的医生缺勤。

西方捐助国政府及联合国机构除了应支持诊所的兴建之外，还要协助构建诊所的考核制度。

无故缺勤的医护人员应扣薪水，这也许是促使现存诊所效率更高、效果更佳的最便捷的方法。

四、漠视妇女。

在世界许多地方，妇女丧命是因为她们不受重视。

妇女被边缘化的国家及孕产妇死亡率高的国家，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事实上，就美国而言，即便收入提高、看医生更为容易，但是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孕产妇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分娩的美国女性比死于战场的美国男性还要多。

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开始，美国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显然，女性被赋予投票权后，也把资源导向孕产妇医疗看护领域。

女性可以投票后，她们的生命突然变得更重要了。

让女性有权投票，竟然使得妇女健康水平意外地大幅提升。

遗憾的是，孕产妇医疗看护问题一直被贬为&ldo;女性议题&rdo;，在主流的国际议程上从来不占一席之地，也从来得不到足够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