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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1页）

&ldo;三个代表&rdo;等新概念的提出，至少预示着领导层有改革党本身的意愿。

但是有这些意愿并不意味着党本身改革的可能性。

人们并没有期望共产党能够开始国家的民主化，但是也并不希望党只是在意识形态说教方面改头换面。

如同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党至少可以着手进行党的机构改革，党的机构理性化了以后，才会有可能调整党和政府（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才可以调整党和社会的关系。

但是目前看来，即使是这些最基本层面的改革，对党来说似乎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31日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共将在十六大来临之际加快政治改革的消息不绝于耳。

每次党代会之前，人们都会产生类似的期望。

对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有强调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有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特别是在乡镇一级的直接民主），也有强调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改革核心的。

所有这些方法都不无其合理性，但都没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核心，即党的改革。

党的改革是政改的核心，这一观点可以说始于邓小平。

邓小平1982年那篇著名的论述政治改革的讲话的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应该说，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及这两者关系的改革。

邓小平也努力这样去做。

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主导下，1987年的十三大将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强调党本身的改革和党政分开。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政治改革很快就流产了。

受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影响，邓小平本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改革上。

在此之后，整个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核心任务就是经济改革。

其间，高层也经常提到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等字眼，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可以称之为政治改革的举措都是侧重于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而非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

实际上，在80年代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失败之后，党的改革已经从中共政治议程中消失了。

事情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党的领导体制不改革，不仅国家领导体制所取得的成果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阻碍中国整体的政治进步。

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第一是全国人大制度的改革。

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人大制度本身还是其立法权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因为没有党的改革，全国人大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受到阻碍。

首先是全国人大和党中央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

全国人大不能独立于党中央，没有自治性。

只要人大是党中央的附属品，人大的制度建设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其次，党还是凌居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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