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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反腐败运动年年不断，从江泽民时代的强调法制和法治，到最近几年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约，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腐败依旧严重。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掌权人物没有外在的制约。

政权的封闭性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最大。

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黑社会化的现象，并且越来越严重。

民主当然消除不了腐败，不过包括开放的媒体在内的诸多民主实践能够对政权的腐败构成相当有效的制约。

政体的封闭性也影响政权和人民之间的沟通。

政权不向人民开放，政府的意志就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政权本身就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性的&ldo;新阶级&rdo;。

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政权就必然和社会失去相关性。

而一个与社会不相关的政权很难说会有强大的合法性基础。

政权如果是封闭的，其制定的政策即使具有良好的愿望，也很难转化成为社会的现实。

在后强人时代，很多很好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下去。

仅以收入再分配为例，新一届政府非常及时地提倡亲民政策，把政策的重心从以往的新兴社会阶层逐渐转移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但现实的情况是，各种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弱势群体的人口不是在减少，反而在迅速增加。

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本意为好的中央政策就在各种既得利益的周转中消失了。

在政权还继续是封闭的时候，社会各阶层则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参政要求。

最明显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来的参政要求则是巨大无比的。

这些新兴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对政权产生了莫大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进，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给予新兴阶级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却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

并不是这些传统社会阶层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愿，相反，一旦他们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之外，他们就会努力追求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包括上访、示威游行，甚至具有暴力性质的各种行为。

这种情况已经在近年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为社会的压力，最近几年政权开始体现出一些开放性，但这种开放性往往过于被动。

政权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向一部分知识分子开放，都是为了政权的生存和发展。

自然，这种被动的开放会对政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领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在政治领域，也有好的政治开放和坏的政治开放之分。

好的政治开放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而坏的政治开放则是一种不均衡的参与。

参与越不均衡，负面效果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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