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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2页）

从80年代的先农村改革再城市工业改革，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ld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do;地位，再到1997年十五大&ldo;抓大放小&rdo;改革战略的确立，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话语的主体。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已经超越经济改革范畴，重点转移到了社会改革上。

在&ldo;和谐社会&rdo;、&ldo;以人为本&rdo;和&ldo;科学发展观&rdo;等概念指导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社会改革，涉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和教育等领域。

社会改革一方面要消化和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推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改革不能代替政改

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不是也不能替代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对政治改革极其重要。

如果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民主化，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一个经济社会基础。

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民主政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机会。

这已经为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进行民主试验所出现的问题甚至失败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层面的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也是很显然的。

用中国的术语讲，这个层面的改革就是要使得政治体系尤其是执政党能够&ldo;与时俱进&rdo;。

这个层面的改革体现在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宪改等方面：从毛泽东时代的排斥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排斥私有财产到为正当的私有财产提供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从不容许民营企业家参政到把这个社会新群体吸纳到政治过程之中，等等。

这些方面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但它们已经实现了，并且都已经体现在制度上。

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改革有局限性。

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积聚了巨大的变革能量。

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冲击着以往的渐进改革模式。

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

但是，很明显，目前的问题和挑战已经不是以往具有防守性的改革和局部性制度调整所能应付的。

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供应不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最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上面所说的种种创新分不开。

然而，应当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激进分权运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大多在地方和社会层面进行。

作为执政党，中共一方面推动着分权运动，但另一方面也一直处于防守地位，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对付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很大意义上，这种防守式的改革是制度短缺的一个重要根源。

很简单，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角色，但执政党仍然是唯一的国家层面的创新主体。

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创新的压力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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