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9月4日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党内大规模的腐败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

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历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腐败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甚。

到今天，腐败似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官员的腐败，而只意味着社会对官员的腐败无能为力。

现在，如果说某一官员很清廉，不腐败，人们就会感到惊奇。

而当某位官员（无论其级别有多高）因为腐败而被清除时，并不足为奇，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官员理应受到清除。

社会对官员腐败的无能为力和冷漠，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党政官员腐败所包含的道德代价。

官员腐败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道德衰败。

这种道德衰败如果不能被有效阻止，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影响就会是致命性的，就是中共领导人意识到的&ldo;亡党亡国&rdo;。

道德权威维系政权命运

很多人对道德力量对执政党及其政权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总是清楚的。

可以把道德的重要性置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中来考量。

任何政权的合法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垄断，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软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对社会成员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清廉政府、道德权威等。

这两种力量互为依赖，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他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他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

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还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的候选人的个人道德。

正因为这样，不知有多少西方国家首脑候选人因为道德问题（例如桃色新闻）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

再者，在政府内部，更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道德委员会来约束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

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性。

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者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

在那里，执政党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民族主义的政党尽管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成绩并不理想，但因为控制了各个道德制高点（如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建设新社会等），在社会成员中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权威在维持政权方面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即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力。

执政党道德权威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一些被推翻的政权案例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