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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在人们的概念里，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管制。

但是，把社会管理作为单独的政策提出来，并把此提高到这样一个政策高度，至少改革开放以来还属首次。

这一新政策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续，也反映出要对以往政策作转型的一种要求。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把&ldo;维稳&rdo;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

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稳定。

但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这并不难理解。

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自我利益。

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为维稳机构的利益在于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了，这个机构就会变得不相关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机构反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那种缺少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不堪设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

要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ldo;被&rdo;管理。

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

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

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

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对regi插n的误读

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

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

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物的管理。

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

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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