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ldo;以安反侧之心&rdo;，其实并非如此。

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

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

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

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

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

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

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

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

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

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

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

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

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ldo;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

&rdo;&ldo;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

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

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rdo;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

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

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

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ldo;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rdo;，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ldo;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rdo;

他还肃然回答：&ldo;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他，总要设法保全它！

&rdo;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ldo;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

&rdo;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

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

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

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

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

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

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

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

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ldo;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

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

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

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

&rdo;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