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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2页）

&rdo;[8]这或许是了解他内心矛盾的一个参考，也是探求其艺术世界复杂因素的一个根据。

这一点，周作人做得更为明显。

他在作品里，不惜将苦难隐得更深，用书香气来驱赶内心的困苦。

鲁迅其实知道，这样何尝不是一种良好的逃避?但他不能这样。

美丽的色泽也只是在那儿一闪便沉落了，他把更为复杂的、苦乐交织的情感，投射到写作中，其激越悲怆之调，越发宏大起来。

这个时候，他离周作人已走得很远、很远了。

周作人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苦雨》，我认为那是他无奈世界的优雅的写照。

他后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一直爱用&ldo;苦&rdo;字。

&ldo;苦雨斋&rdo;、&ldo;苦茶&rdo;、&ldo;苦住&rdo;等等。

20年代的文章，我觉得确有苦涩的人生况味，其隐含的人生价值难题，也颇为丰富。

但30年代以后，那苦味却搀杂了太多的与世无争的消沉，读这时的文章，鲜活的生命质感，便越来越少了。

有时读他趣味浓厚的书话，和好些近于掉书袋的文字，很被他的转变所迷惑。

其实，在那些趋古的文章中，还是可以读出世间的炎凉的，只是把己身之苦隐得太深，世人难以明■罢了。

1926年，他曾撰文《两个鬼》，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身上两种精神的冲突。

&ldo;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

&rdo;[9]精神深处的不确切性，是他一直摇摆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根源。

但最终还是&ldo;绅士鬼&rdo;在他那儿占了上风。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期，鲁迅也讲过自己身上的矛盾。

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ldo;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

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rdo;[10]周氏兄弟的这种复杂的感觉，我以为是真实的，毫无自饰的因素。

在周作人那里，是因为感受到周围的旧势力太大，不好抗拒，于是走到己身那里，以个体的自然之态，消受生命的乐趣。

既然个人主义者在中国只是少数，那么，注定的失败已在他的预料之中。

所以，最后便走向花草虫鱼，以古书与学术自省来苦度岁月。

作为一个知识者，这未尝不好，也是20世纪中国最缺少的文化心态与文化人格。

但是在乱世与国难当头的岁月，这种状态，便难以被世人所认同。

这一点，他是不同于鲁迅的，鲁迅后来的选择，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所达到的境界，确非周作人所能比。

历史的过程，有时也在证明着这一点。

当周作人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的时候，他一直梦想在既不受外界束缚，又不为内在的欲望所驱使的飘然境界中达到人生至乐的境界。

这里，他既拒绝了宗教的神的诱惑，又回避了儒家的入世精神。

周作人一向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念，但又竭力反对把这种自由建立在非理性的冲动的基础上。

他眷恋中国古代的人性论的思想，注重人性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但这种自我完善不是&ldo;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rdo;传统儒学的再现，而是不涉及他人利害关系的纯粹自我的涅■。

正是从这种孤立的自我出发，他深深地感悟到了自由主义精神只有界定到自我的本身以及与他人的非冲突性的基点上，才能达到&ldo;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rdo;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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