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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1页）

周作人则更醉心于克鲁泡特金。

这一时期周作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西伯利亚纪行》（载1908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报》24号）。

他发表在《天义报》上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一文中就摘引了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里的许多材料。

这样，周作人就成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

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时，列举对自己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最先举出的就是&ldo;旧公爵而信无政府主义&rdo;的克鲁泡特金。

他说：&ldo;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我也读过《面包的获得》等，又从《在英法狱中》一书译出一篇《西伯利亚纪行》，登在《民报》第24期上。

……我最喜欢的还是别的两种，即《一个革命者的自叙》与《俄国文学的理想与事实》。

&rdo;克鲁泡特金强调人的本能是互助的，性善的，他从互助进化的观点出发，鼓吹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他的中国信徒就公开宣扬：&ldo;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

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rdo;的社会。

这种主张&ldo;社会协爱&rdo;，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与具有温和个性的周作人一拍即合。

周作人在他的文章中引人注目地从不提及施蒂纳，并且表示&ldo;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rdo;，尼采&ldo;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rdo;。

周作人不满的可能不只是&ldo;格调与文章&rdo;，尼采（以及与他类似的施蒂纳）思想中对于个人主观意志的极端强调，&ldo;刚愎主己&rdo;，不惜&ldo;偏于一极&rdo;，这当然不合&ldo;庶得中庸&rdo;的周作人的胃口。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曾说：&ldo;明哲之士（按，当时指尼采、施蒂纳等人）……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

&rdo;与这一论断相反，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里，所反复强调的，正是人的物质与精神、情与理的&ldo;协调&rdo;、全面发展，所谓&ldo;人生之始，首在求生，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rdo;，&ldo;适文明渐进，养生既全&rdo;，&ldo;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rdo;，所追求的，正是一种毫无偏执的、匀和的生存方式。

这与克鲁泡特金的&ldo;协爱&rdo;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在&ldo;五四&rdo;时期所提倡的新村运动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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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鲁迅接受了个性主义文化传统后，思路后来尽管有所变化，但其底色，是一直蕴于其中的;周作人对性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偏爱，最终导致了他一生学者式的情感方式。

这是早期记忆对人生之路影响的结果。

但之所以价值选择略有区别，心性的差异，恐怕是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

周作人是喜爱人类深层的知识结构过程的，鲁迅则对人类的生命深层的运作方式抱有兴致。

例如对尼采，鲁迅投入的精力，是很多的。

他在早期论文中，一再提及此人，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都谈到尼采个性的文化价值。

在鲁迅看来，尼采的思想是人类从苦难中摆脱困惑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

人们常常祈求上帝、祈求上天，可是偏偏忽略人类自己内在的潜能，即自由意志。

尼采式的超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剂强心的药，那种蔑视一切偶像、推倒一切神圣、亵渎一切神灵的勇气，恰恰是中国所一向缺少的。

鲁迅从这位诗人狂飙突进的艺术精神中，看到了自己久久期待而并不清晰的精神画图。

那翻江倒海的气势，大气磅礴的锐力，生命的深层内省，对人有着怎样的亲情!鲁迅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否定传统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自己的文艺活动中。

应当说，鲁迅对尼采的接受是独特的。

按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解释，当时日本人对尼采的接受，许多是从生命的本能的角度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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