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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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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

除了那些享受共产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

郑念是极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

这种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

但是，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中国内，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国家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

仅仅因为此，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

导致家破人亡。

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也反应其对内心态。

高度不信任外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对内毫不信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毫不信任的结果。

这种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毁灭。

看透了这一点，1980年9月20日，细雨蒙蒙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

她多少次曾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

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请求，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

但是唯一的孩子梅平在23岁的花样年华死于文革。

在离开之刻，她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毕竟，老人先逝，年轻人继续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过来。

我觉得悲伤。

我在永远地离开我出生的国家。

决绝如此最后，几乎使人碎裂。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

这是谁之错？郑念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集体责任。

书中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描述，为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红色中国多层次生活的画面。

只有在分析文革时，特别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监狱的理由时，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

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有种80年代的感伤怀念。

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

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

她对共产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极为有意义。

细读此书，郑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于中国最出色的观察家之一。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细节生动的描述和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度对这个国家种种机制的分析。

这本厚厚的书充满了生动准确的细节，把生活的生态展现给读者。

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也时时刻刻都在对这个异己的国家进行观察，分析。

从文革的开始到她离开，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种独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的结果。

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

在书中谈到她年青时学习的费边主义思想。

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结构对这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不可能没提供理想主义的蓝图。

现实当然使她失望，使她对专制政权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书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介绍她对这个制度的认识，〃自从共产时代开始，我极为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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