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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第1页）

在第八章里所提出的对内对外两个问题，乃是统一以后自然存在着的问题，前文业经说明了。

这个问题，自前206年秦灭汉兴，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搁置着不提了。

这是因为高帝、吕后时，忙于应付异姓功臣，文帝、景帝时，又存在着一个同姓诸王的问题；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两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

当这时候，天下新离兵革之患，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

郡县长官比起世袭的诸侯来，自然权力要小了许多，不敢虐民。

诸侯王虽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战国以前，自然也差得远了。

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办，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负担的，大不相同。

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

所以据《史记·平准书》说：在武帝的初年，海内是很为富庶的。

但是如此就算了么？须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

况且当时所谓有钱，只是总算起来，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富的人富了，穷的人还是一样的穷，而且因贫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觉不平，感觉不足。

而对外的问题，时势亦逼着我们不能闭关自守。

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却较文、景两帝为大，不肯蹈常习故，一事不办，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又要重被提起了。

当时对内的问题，因海内已无反侧，用不着像秦始皇一般，注意于镇压，而可以谋一个长治久安之策。

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人看起来，重要的有两方面：一个是生计，一个是教化，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

衣食足而知荣辱，生计问题，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决生计问题，又不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途，这亦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

最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是哪一家的学术呢？

那么，言平均地权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节制资本者，莫如法家。

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

他所以崇儒，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

所以当时一个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张，他并不能行。

他的功绩，最大的，只是替《五经》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儒家之学，得国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

但是照儒家之学，生计问题本在教化问题之先；即以教化问题而论，地方上的庠序，亦重于京城里的大学，这只要看《汉书·礼志》上的议论，便可以知道。

武帝当日，对于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专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

至于法家，他用到了一个桑弘羊，行了些榷盐铁、酒酤、均输等政策。

据《盐铁论》看来，桑弘羊是确有节制资本之意，并非专为筹款的。

但是节制资本而借官僚以行之，很难望其有利无弊，所以其结果，只达到了筹款的目的，节制资本，则徒成虚语，且因行政的腐败，转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

其余急不暇择的筹款方法，如算缗钱、舟车、令民生子三岁即出口钱，及令民入羊为郎、入谷补官等，更不必说了。

因所行不顺民心，不得不用严切的手段，乃招致张汤、赵禹等，立了许多严切的法令，以压迫人民。

秦以来的狱吏，本来是偏于残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贻害自然更深了。

他用此等方法，搜刮了许多钱来，做些什么事呢？除对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国家开拓疆土、防御外患外，其余如封禅、巡幸、信用方士、大营宫室等，可以说全部是浪费。

山东是当时诛求剥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盗起，几至酿成大乱。

武帝对外的武功，却是怎样呢？当时还威胁着中国边境的，自然还是匈奴。

此外秦朝所开辟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闽中郡，秦末汉初，又已分离为南越、闽越、东瓯三国了。

现在的西康、云、贵和四川、甘肃的边境，即汉人所谓西南夷，则秦时尚未正式开辟。

东北境，虽然自战国以来，燕国人业已开辟了辽东，当时的辽东，且到现在朝鲜境内（汉初守燕国的旧疆，以水为界，则秦界尚在水以西，水，今大同江）。

然汉族的移殖，还不以此为限，自可更向外开拓。

而从甘肃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随着国力的扩张，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势。

在这种情势之下，推动雄才大略之主，向外开拓的，有两种动机：其一，可说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趋势，又其一则为君主个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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