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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

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ldo;粮政&rdo;，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后文）：

迩年米价之贵徧天下，朕多方筹划，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欲停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停，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

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

其三为&ldo;荒政&rdo;：

至水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

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欤？

第四为&ldo;治水&rdo;：

治河转漕，以饷京师。

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长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欤？

所言涉及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视为一篇经世派的宣言了。

[30]

在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ldo;考据学&rdo;了，于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外，并不认为十八世纪存在一个&ldo;经世学派&rdo;。

这与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对于孔门的&ldo;德行之科&rdo;（义理之学）、&ldo;言语之科&rdo;（辞章之学）、&ldo;文学之科&rdo;（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ldo;经济之学&rdo;（&ldo;政事之科&rdo;），为儒学四要项，&ldo;缺一不可&rdo;。

[31]张之洞亦称&ldo;理学家&rdo;外，尚有&ldo;经济家&rdo;一名目，&ldo;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rdo;；&ldo;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rdo;。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修、齐、治、平&ldo;壹是皆以修身为本&rdo;，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ldo;治国&rdo;、&ldo;平天下&rdo;之上。

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ldo;经世学者&rdo;的志向。

其实，&ldo;经世之学&rdo;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如曾国藩把陈宏谋奉为讲&ldo;经济之学&rdo;的楷模，&ldo;立意崇尚之&rdo;；[32]张之洞所说的&ldo;经济家&rdo;，有名臣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ldo;诸家皆经济显著者&rdo;。

[33]何一不是十八世纪的经世派人物？

此外，见于《清史稿》的有：陈宏谋（数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斐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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