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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ldo;共时现象&rdo;，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

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

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

[1]

故&ldo;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rdo;，并提出&ldo;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rdo;的想法。

[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ldo;无作为&rdo;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

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

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

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ldo;教&rdo;、&ldo;养&rdo;两条。

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

&ldo;仓廪实而知礼义&rdo;，&ldo;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rdo;。

将施政目标定为&ldo;先养后教&rdo;。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

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

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

[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ldo;养民&rdo;的功夫，其后才转到&ldo;教民&rdo;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

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

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

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若采用所谓&ldo;回测&rdo;（即向前&ldo;倒推&rdo;）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

[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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