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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尽管当事人——赵雅珉一言未发。

陈国军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打电话，或是想方设法请假到北京来看我。

我那时也一文不名，不可能资助他。

除了每次给我打电话必须偷偷摸摸外，每次要来看我也是一场斗争：先告诉赵雅珉要去北京——他从来不瞒她。

然后去请假，照例又是母亲病危或是送儿子回佳木斯之类，接着再打电话给父母统一口径，或是先送儿子回佳木斯再从佳木斯到北京。

陈国军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罕见的。

一般来说男人刚而易脆，像陈国军那样有毅力的男人真的不多。

没有钱买卧铺就全部坐硬座，车太拥挤就站着，差不多每次他都是不吃不喝站到北京！

组织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他的行为，左查右查没有结果，就从赵雅珉身上找突破口，正经受深切苦痛的赵雅珉自始至终对此事不说一个字。

赵雅珉，是我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最佩服的女人之一。

不管周围怎么对她寄予同情循循善诱，逼急了她会说一句：“这是我们两口子自己的事，你们甭管了！”

须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心灵受到创伤的妻子对伸出双手帮助她、拯救她的“组织”

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多么高尚的情操。

后来，全中国报纸都登载了陈国军离婚与我相好的消息，甚至再往后我们结婚又离婚时记者无数次访问过她，她也从未说过任何一句话。

如果在陈国军离婚的当时赵雅珉开口说话并提供“炮弹”

，那么情况就一定会和现在大不相同。

我不敢说他们还能维持他们的婚姻，但是陈国军和我其中有一个进监狱或是上法院是完全可能的。

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

。

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之多！

会议内容是解决他与赵雅珉的婚姻问题，同时要查清陈国军不在长影时去了什么地方。

由于去北京次数太多时间过长不能总说回佳木斯，同时组织也调查到陈国军的母亲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病危”

，陈国军只有改口说去了北京朋友陈征的家里，因为陈征在帮忙为他联系上一部电影的事，由于电影还没有谈成所以不想告诉别人。

陈征是我在部队的一位战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蒋的丈夫，他们两人是我从小的至交，我和陈国军的事当时只有他们知道。

每次“斗争会”

开完以后陈国军总要立即打电话给陈征，让他牢记一个时间表，如果长春来调查让他照这个时间表答复。

陈征接到电话后便赶紧背诵：“十月一日在北京三天，见×××导演，十一月×日在北京×天，见×××编剧……”

那些导演和编剧都要是熟人，最好是名不见经传，这样不好查也查不到。

如果有他们可能知道的编剧、导演也找我们要好的朋友，也让他们背诵一个时间表以便查询，至于为什么不许问，我们也守口如瓶。

常常是一个时间表没有背好电话又来了——又换了新的时间表。

于是陈征又赶紧照陈国军在长春“斗争会”

上重新交待的情况再背一遍。

我还时不时打电话过去嘱咐他千万别背错了！

既不能背错了还不能太熟练，免得演得不像。

好在陈征是个好演员，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长春的电话也一直没有打来过。

此时在陈国军的家中，一场争夺儿子孙子的战争序幕已经拉开。

为防备爷爷奶奶不放孙子，赵雅珉带儿子去自己父母家，在火车站交接时的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全家人送孙子到车厢门口，火车汽笛己鸣响车轮已起动，爷爷奶奶抱着孩子死不松手，无奈何抢过儿子往车厢门口一站，孙子大声哭叫“爷爷，奶奶”

的声音与两位老人撕心揪肺的喊声融成一片，火车徐徐向前，在全家的搀扶下爷爷奶奶跌跌撞撞地跟着车跑，直到筋疲力尽，直到火车无影无踪，老人嗓子哭哑了再也走不动路才瘫软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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