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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李鸿章颇望曾国藩领导此一运动，曾氏自谓洋务未曾谙究，性复谨饬，谦退不遑。

两年余来，李与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认识益明，益知欲图自强，必须学西人制器之器，欲学其制器之器，必须变通旧章。

一八六四年致书恭亲王，发挥他的主张，议论更为透彻。

原书略云：&ot;泰西各国，明于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凭藉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

……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土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细心，以故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

无事则嗤外人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其演习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其故何由？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

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

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宦，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其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通而后止。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

日本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研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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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八四三年耆英曾自广州乘船去香港。

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机器，初意在制造枪炮弹药。

第二年太平军大致弭平，李进而论及机器与民生经济的关系，谓&ot;西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ot;。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于鸦片战争。

及进军浙江与法人接触，对于西洋军事所知愈多，已有仿习之志。

太平军平定后，复因法人的启迪，建议中枢，罗致人才，筹措经费，以制造轮船，整理水师。

&ot;泰西巧，中国不必安于拙，泰西有，中国不能傲以无。

&ot;&ot;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以实。

谓我之长不如外人，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ot;，何况&ot;善因者究易于善创&ot;。

四、冯、郭的见解

乾、嘉时代的学者，多致力考证与理学。

道光后期，士风渐变，先是注意到国家的内在危机，继复注意到外来的祸患，认为必须有所更张，取人之长（见77-79页）。

英法联军之役，给予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大，对于洋务的认识日益深刻。

冯桂芬（一八〇九至一八七四）、郭嵩焘（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一）为代表人物。

冯桂芬早年受知于林则徐，咸丰末年，避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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