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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1页）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

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

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

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

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

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

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

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

，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

这兴趣只在“道”

而不在“文”

。

这种“道”

，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

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

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等。

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

的道理。

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

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

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

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

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

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

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

我记得作过几次对子，写过一两首律诗，做完了，老师也不加评语，更谈不上修改。

其实，我在少年时代是挺喜欢写写东西的，不过既然老师不重视这玩艺，我只好私下里写，给自己欣赏。

我在十三四岁以后，看的闲书不少，像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历史演义、剑仙快客、公案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等，我很少没看过的。

再大一点以后，我又读了一些英文故事。

我曾仿照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编造了不少“传奇”

，并且自制插图，自编自看。

我还化名向报刊投过稿，大都遭到了失败。

我记得有一次用“邓炯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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