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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ldo;小政府、大社会&rdo;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
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
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ldo;行署&rdo;，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
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
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更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
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
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
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
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衰落。
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政治局常委从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
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
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
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
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
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
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
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
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
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ldo;橡皮图章&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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