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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ldo;非典&rdo;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
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
中央部署了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
地方的行为与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有关：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来自下面的直接压力。
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动员，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动力来全力抗灾。
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尽管也忙个不停，但对自己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并不清楚。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无需考虑自己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认为所有责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过分集权导致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会依赖中央。
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瘫痪。
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
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
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
解放后，毛泽东曾实行大区制度。
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
很显然，这些思想对今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
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能力非常微弱。
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
部门之间、省之间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
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高度的自私。
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防范意识。
在危机面前，大多社会成员都需要依靠自治。
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
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
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
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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