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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环保、人权和民主在这些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会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体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西方国家相信他们有能力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的主要成员国中，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未进行民主化的大国。
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不时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满，但俄罗斯毕竟已经民主化，俄罗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质。
这种情况对中国显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如何应对可能来自于民主国家个别的或者是集体的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中国会是个挑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没有政治改革，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尤其在机构改革、法制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只不过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西方世界所定义的那种。
西方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不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自身的&ldo;话语权&rdo;，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理解的&ldo;话语&rdo;。
这说明，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政治改革&ldo;话语&rdo;，至少必须说明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改革是与中国最终的民主化相关的。
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法制建设，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中国不仅要发展民主，更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础。
应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无论内外部，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解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张政治发展的路线图。
所谓的路线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类似于孙中山先生从前所强调过的政治发展阶段论。
当然，时代变了，不可能再去重复孙中山先生的阶段论。
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呈现这样一张路线图，那么各方面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理解就会容易得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也会小得多。
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发展中的民主，绘制这样一张路线图并非不可能。
笔者在各个场合强调，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
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
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经济改革是主体改革。
在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中国也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过社会和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
在第二个阶段，即自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已经逐渐成为主体改革。
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
而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改革一直会是中国的主体改革。
在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会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政治民主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这个逻辑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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