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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先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后再进行民主化。
如果民主化在先，很多现代国家制度就很难再建立。
建设现代国家制度，一方面要有新制度的产生，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机构进行调整，使之合理化。
相信机构的合理化会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
很多年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一直注重的是几大机构内部的改革和调整，如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或者全国政协系统。
这样的内部机构改革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但这样的改革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来说远远不够。
在几大机构内部改革以后，现在更要注重于这几大机构之间的关系的调整。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之间关系的调整或者理顺在近年来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唯独政协还流离于调整之外。
因此，&ldo;两会&rdo;（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应当说是最为迫切的。
第三，立法机构内部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各国的政治发展经验来看，议会政治最可怕的就是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这个担心都是存在的。
一个好的政体应当是既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又能保护少数人的权益。
一部能够体现多数人利益的法律并不见得是好法律。
好的法律应当能够平衡多方面的利益，这样才能有政治妥协和稳定。
&ldo;两院制&rdo;既能够造成立法机构的内部制衡，也可以平衡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利益。
第四，把政协改造成为上议院能够把中国政治发展向民主化方向推进。
在和平建设时代，执政党必须注重代表各方面的利益。
这些年来党一直在讲&ldo;利益代表&rdo;，说明已经认识到利益代表的重要性了。
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各方利益主体提供制度化的机制，容许他们把利益表达出来、聚集起来。
而人民政协应当履行这个职能，因为人民政协是执政党联系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民族的最重要的桥梁。
这次政治局会议强调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应当说是个很好的方向。
但这&ldo;三化&rdo;不应只就政协内部改革而言，更应当包含政协和人大的关系。
只要政协流离于中国政治的权力体系之外，不管有怎样有效的内部改革，也不能改变政协现在所具有的&ldo;论坛&rdo;性质。
原刊于《信报》2006年2月14日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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