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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要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甚至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
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拥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
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自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到今天仍在发生。
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的变相的专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
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
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呼诸于选民。
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意味着就不用考量&ldo;选民&rdo;的利益了。
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ldo;内部化&rdo;来诉诸&ldo;选民&rdo;利益。
就是说，在&ldo;利益代表&rdo;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把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容纳于党内。
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ldo;两新组织&rdo;（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
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而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
不过，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
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
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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