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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ldo;德治&rdo;仍然不可缺少。
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
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
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
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
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ldo;不确定性&rdo;表现出很大的担忧。
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
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
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会显现出来，这样就会使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
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
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
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
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
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
江泽民提出了&ldo;三个代表&rdo;，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ldo;以人为本&rdo;和&ldo;科学发展观&rdo;等理念。
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
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像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
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
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
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话语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
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党的可持续发展。
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
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也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
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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