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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容许私营企业家或者资本家入党参政。
在宪政结构方面，保护私有财产已经写入宪法。
所有这些改革不仅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得现行政治体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制度基础。
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ldo;亲富&rdo;的国家政策也已经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贫富分化（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就是一例。
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把中国从经济上划分成数个不同的世界，从最富裕的第一世界到最落后的第三世界。
就是说，由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只流落到少数人手里，而社会的大多数没有获益或者获益不多。
人群的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增加，而地区的分化也会挑战国家政治上的统一。
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形成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思想。
新领导层正在努力调整政策，促使政策在&ldo;亲富&rdo;的同时也能让大多数穷人受益。
印度的经济改革起步比中国要晚一些，但实际上也走了同一条&ldo;亲富&rdo;路线。
国营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也是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
很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新产生的巨额经济财富流向少数人。
尽管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也有增长，但这种增长较之人们的预期相差过远。
因此，当新的选举来临之时，人民的选票说话了。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新的左倾联合政府也提出了类似于&ldo;以人为本&rdo;的思想。
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似的政策调整，不同的是政策调整方式。
在中国，执政党自觉地进行调整，而印度则是通过人民选出一个新政府来达成。
中国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人个人的智慧，而印度依靠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
这里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也会影响两国日后的发展。
权威主义制度的政策调整往往要比民主制度快一些，政策的落实也有可能比较有效。
在民主制度下，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卷入，政策调整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权威体制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优越。
民主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在预防政治危机和处理政治危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比权威制度优越。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iddot;森曾经论证过，像中国&ldo;大跃进&rdo;那样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
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信息的流通总要比权威体制下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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