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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思想解放运动并不代表各方面对改革的方向有了高度的共识。
在此之前，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中止过。
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邓小平提出&ldo;不争论&rdo;政策。
因为改革是当务之急，有效的改革政策很难产生于永无休止的争论。
&ldo;不争论&rdo;政策很快就终结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经济主义是新的意识形态
但实际上，在&ldo;不争论&rdo;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即不惜以一切手段来追求财富。
新意识形态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
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机和动力。
这种意识形态不时地表达于主要政策话语上，如&ldo;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rdo;，&ldo;小康社会&rdo;和&ldo;全面小康&rdo;，等等。
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以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
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乃至政治社会准则。
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
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
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
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主义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
对一些官员说来，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再者，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导致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
地方官员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公然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这和意识形态的贫乏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了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任何称得上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是超越具体物质利益的。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一系列政策上的大灾难。
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从此可以走入历史了。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
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政治实践都有复兴意识形态的作用。
中共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在努力构建一个以&ldo;和谐社会&rdo;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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