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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特别是邓小平本人努力想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政改来促进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这给了知识界一个极好的参与和推进国家政治转型的机会。
但知识界自下而上的参与和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知识界随后的激进化最终导致了六四事件。
在90年代，很难说存在着公共知识分子群。
80年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公共舞台上，但90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专注于&ldo;私人&rdo;事务，或专注于学术，或专注于抓住新出现的经济机会。
而一些被称为&ldo;民族主义&rdo;、&ldo;新左派&rdo;和&ldo;保守主义&rdo;等的知识群体基本上和政府保持一致。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相同。
越来越多的知识群体正在转向公共空间，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ldo;话语&rdo;建设的层次，而转向了行动取向。
他们关切社会政治的发展，努力参与社会事务或者社会运动。
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80年代中期。
正因为这样，最近中国有关部门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开始批评&ldo;公共知识分子&rdo;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会离间知识分子群体和党、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诸如此类的政治批评词语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于报端，现在拿出来使用，足见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动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在80年代，正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才导致官方发动了一波又一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再次崛起表明了什么？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深层因素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
现存意识形态既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多元化而导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多元意识。
只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真空，那么各种社会力量必然来填补这个真空。
公共知识分子必然首当其冲。
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的政治软力量（ftpower），在执政和管理社会过程中起着其他任何要素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首先是它起着论证执政党合法性的功能。
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种功能在迅速减小。
以往，党政官员的行为受意识形态控制，能&ldo;自觉&rdo;地服从执政党的领导，现在，意识形态不再能控制和调节他们的行为，结果就是党内大规模的腐败。
由于意识形态的衰落，党政官员失去了行动的准则，个人利益成为最高的行为指针，腐败成为必然。
意识形态也是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主要来源。
因而意识形态的衰落必然导致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衰落。
党的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意识形态来实现的。
没有了有效的意识形态，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他们不知道党在干什么，党要求他们干什么，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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