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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权具有很强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现代化程度的能力。
在亚洲，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印尼在苏哈托时期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建设成就。
但无论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和印尼的苏哈托，都没有逃过被&ldo;人民的力量&rdo;所推翻的命运。
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败腐蚀和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
人民平时对政权的腐败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自主地组织起来，推翻腐败的政权。
政权的腐败在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颜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导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层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从毛泽东以来的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把反腐败和&ldo;亡党亡国&rdo;联系起来。
这些年来，执政党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权威。
在江泽民时代，中共在强调&ldo;依法治国&rdo;的同时也提倡&ldo;以德治国&rdo;。
近年来，胡锦涛也在强调&ldo;八荣八耻&rdo;的道德观。
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了党内因为腐败而道德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领导层复兴执政党道德权威的努力。
但是，中国社会对这些举措似乎表现出异常的冷漠。
的确，在一个以钱为本、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道德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并不奇怪。
可悲的是利益虽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但它并非社会的黏合剂。
西方自由主义在突出个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
强大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在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道德力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很多保守政党一旦掌权，也不惜动用政权的力量重塑社会道德。
反腐主体应当是法律和社会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但因为缺少道德黏合剂，这座利益大厦并不巩固。
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敌视。
同样的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党、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
如果执政党官员的道德衰败不能阻止，如果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不能复兴，那么即使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执政危机也随时会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要成立专门组织来预防腐败了。
根据中共《党章》，共产党应当是社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如果社会的这个部门腐败了，那么整体社会将不存在任何凝聚力。
要整治腐败和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首先必须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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