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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上海陈良宇案中,尽管多数干部还是好的,但陈良宇周边也聚集了不少官员,可以说是一个腐败的小集体。
在面临集体性腐败时,上级政府必须付出巨大的信息成本。
反腐败首先要得到腐败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从何而来?尽管中国建立了很多内部信息管道,但当集体腐败时,内部信息管道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
因为任何一个腐败的集体必然能够有效地隐瞒信息,甚至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
当集体腐败时,这个腐败集体必然拼命抵制上级权力机关的干预。
在远华案中,因为官商结合,中央有关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突破口。
在处理陈良宇案过程中,中央派出了庞大的队伍,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人们在庆幸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计算一下反腐败的高额成本呢?如果很多地方都存在着集体腐败,那么中央如何反腐败?即使能反,又是否可以持续呢?
因此,反腐败必须引入外部社会力量。
外部社会力量的引入可以遏制腐败的发生。
在谈论外部力量反腐败时,一些人担心的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很多社会力量也是腐败的,甚至是更为腐败,那么如何来利用它们制衡内部的腐败呢?主张外部反腐败并不是说,只要是外部力量,就是正面的,就不会腐败。
外部力量之所以可用以制约腐败,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反腐败只局限于内部,因为内部人数较少,腐败者就很容易操纵其环境。
但如果外部力量介入反腐败,环境就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变得复杂,腐败者就很难操纵环境,至少操纵环境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其次,外部力量并不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会造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局面。
很难有一个外部力量能够操纵其他所有相关的力量。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得上级部门的信息成本大大降低。
如果让人民掌握各级官员的信息,那么上级有关部门就很容易得到信息。
没有任何一位腐败官员或者集体能够操纵所有人或者贿赂所有人。
如果查看一下各个腐败案例,不难看出,任何一个腐败案例,一些或者很多社会成员早就在上级发现腐败前就拥有了信息,只不过上级有关部门没有管道得到这样的社会信息,或者这些信息无法到达上级部门罢了。
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媒体是人民拥有和传达信息的有效管道,但在中国,人民没有这样的管道。
当然,媒体也是会腐败的。
正因为这样,媒体之间也必须通过竞争实现相互制衡。
有效的反腐败因此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
在体制内反腐败进行了那么多年而其成效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就应该加大引入体制外力量的力度。
实际上,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反腐败,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问题是有关部门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来保证人民的参与,外部力量反腐败流于概念层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反腐败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因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证人民的参与。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的反腐败取决于一种新型的、民主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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