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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就走向贫困地区，紧接着各个地方的领导人也纷纷响应。
这当然显示出新领导层对社会底层的关心，也是对前段时间过于倾斜于富人阶层的一种姿态性纠正。
但很难说领导层已经意识到，执政党对隐性契约的修正已经影响到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认同。
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单边修正这种契约包含有巨大的政治代价，更不用说单边行动废除这种契约了。
原刊于《信报》2003年1月28日
从&ldo;隐性契约&rdo;到&ldo;显性契约&rdo;
笔者在本栏发表《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一文，使用&ldo;隐性契约&rdo;的概念来分析前苏联共产主义解体的原因，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政权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ldo;隐性契约&rdo;，政府用经济和社会福利等来交换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
戈尔巴乔夫进行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幌子下，将政权的重心向少数人倾斜，单方面地破坏了人民和政府间心照不宣的&ldo;隐性契约&rdo;，导致政权被人民所推翻。
拙文发表后，就有读者写信与笔者商讨&ldo;隐性契约&rdo;问题，有的认为概念过于抽象；有的认为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并不存在&ldo;隐性契约&rdo;关系，苏联共产主义政权是专制政权，其消解是人类历史的必然。
这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像苏东解体这样的世界历史大事件可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
但他们的提问使笔者感到有必要从契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转型再作一篇文章。
中国领导层现在也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
任何政权都必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否则就无法生存。
当然，合法性基础可以有不同，可以是神权、迷信和传统，也可以是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还可以是民主和法制。
一个政权如果要生存，就必须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调整其合法性基础，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词汇，就是要&ldo;与时俱进&rdo;。
共产党政权也一样。
共产党政权如果要转型，大凡要经历三个大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是革命。
共产党革命并非凭空发生的，它是对革命前不合理政治制度的反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共产党革命时是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支持的，否则，就很难解释革命的成功和旧制度的消亡。
在革命后，共产主义政权并没有发展出民主政体来，不过，可以把人民对革命的支持看成是一种变相的&ldo;投票&rdo;，是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
在第二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人民和政权之间的&ldo;隐性契约&rdo;。
基于革命之上的合法性不能长久，因为社会总不能长期处于革命的状态，而要回归常态。
这就要求共产党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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