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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时代领导人个人专制的教训，开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性的制度因素引入党内，尤其是领导体制。
邓小平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各级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废除了领导人职务终身制。
到今天，中国有两种制度已经高度制度化，非常值得称道，即任期制和年龄限制。
任期制从本质上说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而年龄限制的制度使得很多年轻干部有机会进入领导岗位。
这些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更新非常迅速，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过，邓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
尽管领导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
如果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政治退出制度，放手让下一代领导人实行全面的改革，那么就不至于造成日后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真正接受了政治教训，真正把权力移交给江泽民这一代新领导层。
尤其是在他退休的时候，也同时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国接班人方面的各种制度，包括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的制度，都是在这个之后开始具有实质性的制度化的。
今天的中国，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退而不休。
一些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尽管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没有正式职位，但还是以各种方式来干预现任领导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
第二，从一线退到二线。
一些领导人的退休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先从政府退到人大，从人大再退到政协。
第三，从一个职位到另外一个职位。
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一些干部犯了错误，但不能退出，因此，就从其犯错误的岗位上调开，换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
第四，从显身到隐身再到显身。
一些领导因为犯错误或者其他的原因，下台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隐身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显身出来了。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政治责任
没有明确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给中国政治造成了无穷的缺陷，影响着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
至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束缚着年青一代领导人的手脚，妨碍着他们的执政能力。
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职位上。
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在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至于像多党制国家那样，新上来的执政党可以终止前任政府的政策。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会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要求新任领导进行政策创新。
但中国政策创新和政策执行的能力正在急剧衰退。
因为限任制，一把手一般可以两任。
但在其第一任期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前任安排好，新领导层没有多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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