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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章（第2页）

如安徽黟县，知县设局，绅士胡元熙（前杭州知府）等为局董，各乡分设练局，太平军攻克县城后，知县驰乡集团，全县乡团收复县城等。

练勇攻守费用均为自筹，桐城团局“士民”

规定，“有赋6担者养勇1人，60担者养勇10人，皆分养于其家，守城之日兼养勇之家小”

，并力助官军兵饷。

[27]

以征税[28]而论。

县官除了不能不依靠县府之下负责登记和征集工作的里甲保甲坊厢组织（这些组织实际也以邑绅族绅为首的基层社会组织为基础）外，由于清代任官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和县官任期普遍短暂[29]，更要依靠基层社会组织的代表士绅。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给他寄了一封家信，从信中所述可知，征收钱粮之前，湘乡知县曾召集曾父等士绅在县“公会”

，议定征收之法并议价后，方设娄底、永丰、县城三局收征钱粮。

致来局完粮者“蜂集”

，“即向来极刁顽抗户”

，“各族房长亦想方设计为之完纳”

。

而该知县所接前任16000余两亏空，四乡富户也无不“乐捐垫赔”

，曾父两日之中“写捐项钱贰千余串”

[30]。

平时，地方上一应事务，从文教仓储、水利赈济到道路津梁、社会保障，县一级官员无不依赖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家族、宗族、乡族系列。

换言之，这些事务，几乎全部是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以及族绅、邑绅主持的。

至于基层社会内部的治理，亦即“乡治”

，弗里德曼（freedanaurice）指出，县官通过衙门征集国家规定的税收，监督公共秩序的维持。

假如税收足以征集上来，没有他必须引起注意的对和平的破坏，他就没有理由干预地方社区的管理。

在人们的请求下，他可以作为审判人员，干预地方社区之间的和社区内部的纠纷，但是，他为之工作的那套系统所提供的管理理论鼓励他尽可能少地干预地方（按：此指基层社会）事务[31]。

换一个角度，是基层社会“自治”

式的“乡治”

，构成了国家第二层次的统治，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

财政职能与财政收支密切相关。

双层统治格局下，存在国家财政与基层社会财政。

国家财政的职能或目标，笼统讲是满足清政权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包括皇室经费、官俸支出、军费支出、赈济（全国性或跨省际性）支出、工程（如大的河工、塘工等）与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等6类。

基层社会财政的目标则是社会治安、社会公益（水利、仓储、津梁、救助）、社会文教（祭祀、迎神赛会、教育）等3类。

中央财政源于赋役，财政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统收统支；基层社会财政源于基层社会组织的代表士绅阶层自筹（包括摊派、募捐等），自收自用。

而现在的问题是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的职责、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的关系。

就地方官府而言，其职责是具体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统治，省府州县各级官府越向下，与基层社会联系越密切，县级官员称为“亲民之官”

。

在双层统治格局中，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均为相对于基层社会的上层政权的构成部分。

而在最高统治者眼中，地方官府做的是以基层社会直接有关的事，因此地方官府的开支理应由基层社会提供，这是否便是地方官府须自行派收“规费”

，解决部分俸禄、地方公费及本地发生战费不足部分的思维逻辑，便是所谓“不完全财政”

的“依据”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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