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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具一些曾参加抗日战争的前国民党军人回忆，中国军队的近战火力密集度较日军为强，其实这就得益于毛瑟手枪的大量配备。

擅长近战的西北军中，更是重视毛瑟手枪，从军到旅的各级长官，都直接控制着从团到连规模的手枪队，每到战斗的关键时刻，手枪队便成为一张王牌。

1926年国民军与晋军战于晋北，石友三部曾一次集中3000人的敢死队，每名队员一把大刀，一支盒子炮，可见其装备数量之多。

中原大战之前，西北军还曾编有手枪旅，后来由西北军分化出来的韩复榘第三路军中，也长期地保持着手枪旅的建制。

几千人的部队，全部以手枪作为装备，这怕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同样是以近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红军中，毛瑟手枪也被大量使用。

宁都起义后任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的季振同，起义前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四旅旅长，该旅前身即为西北军冯玉祥之手枪旅，起义时，绝大多数官兵仍保持着手枪旅的三大件：盒子枪、步枪、大刀，后该旅全部加入红军。

红二十五军中也曾编有手枪团，是军长徐海东很惹眼的一个亮点。

持毛瑟手枪奇袭、突击，在红军的战例中非常普遍。

创造了惊人奇迹的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飞夺沪定桥的二十二勇士在突击行动时，便每人配备了一支毛瑟冲锋手枪。

抗战时期，对于活动在敌后的我各抗日游击队、武工队来说，既便于携带，又有很强火力的毛瑟手枪，就更是勇士们的必备利器。

就象左轮手枪对于美国西部牛仔一样，毛瑟手枪也已成为我敌后武工队员的最明显的标志了。

因着毛瑟手枪的密集的火力和极富雄性美的威猛外型，使其不仅是特种部队和基层指挥员的必备，既是许多高级将领，也往往对其爱不释手。

就象冯玉祥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那时的带兵官，见了盒子枪，没有哪一个手指头不痒痒的”

。

军阀混战时期，身为直鲁联军副总司令、统兵数十万的褚玉璞，经常手持两支匣子枪上阵搏杀。

民国时期热河的两大匪首李守信和白凤翔，更是对毛瑟手枪爱到须臾不可离的地步。

抗战前后，二人先后投敌，一个当上了伪蒙古军的总司令，一个当上了伪东亚同盟军的总司令，各辖五个师的兵力。

就是在这个时候，身边一直有大量亲随卫队的情况下，李守信身上也一直携带着两支二十响的快慢机，白凤翔更是连睡觉时，两支二十响也别在腰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带惯了，不带睡不着。

就连张作霖在做到安国军大元帅后，身为一国元首了，随身也一直带着一支长苗盒子，其在皇姑屯被炸时，这支长苗盒子枪就在身边。

朱德在井岗山斗争时期，每遇战斗最紧张时，往往持毛瑟手枪亲自带队冲杀。

叶挺在皖南事变的突围战斗中，也曾手持二十响出现在最危急的时刻，亲手射杀敌兵。

红军西路军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将军牺牲时，双手仍各持一把打空了的匣子枪。

长征途中，朱德、刘伯承被困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手中，生命安全几遭不测。

朱德身上，一直有两支毛瑟手枪和一支小手枪与之形影不离，刘伯承则随身带了包括两支毛瑟手枪在内的五支手枪。

张国焘最后没敢下手，固然是害怕包括四方面军在内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不会饶他，但两位名将的骁勇声威和他们那从不离身的盒子炮，怕也是文人出身的张国焘所不能不悸惮的。

在那个年代，毛瑟手枪还是高级将领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

早在清末，刚刚接受招安的张作霖，便曾以毛瑟手枪对清军将领行贿，颇见成效。

抗战时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的马占山将军驻节绥蒙，与蒙族军官联络感情时，也往往用毛瑟手枪作为赠品，很受蒙族官员的欢迎。

清末民初驰名豫西的绿林大侠王天纵，民元时归顺起义民军张钫所部，王第一次见张时的晋见礼也是两支当时还很罕见的德国造毛瑟手枪。

樊钟秀南下投靠孙中山时，孙为表达对樊的感激，给予了樊从精神到物质的极高的奖励，这物质的奖励，便是一次性的拨付毛瑟手枪800支赠给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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