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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传统政策一直培养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而以防制兼并、压制豪强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
可是这样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标榜，而不能在技术上进步，亦即无从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衙门无从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何种方式的佃赁典当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归并与遗传。
这类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简陋的原则，更谈不上商业习惯里对特殊风险中各人责任及破产的区处。
况且拥有十几、二十亩地的小自耕农也请不起律师，政府里的官僚来自科举，一向以熟习诗书为调派考成之原则，也无法了解现代法律的曲折深奥，尤其不能因物产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区的治理更具地方性。
于是只有一方面责成乡里宗族培养一种淳厚息争的风气，减轻衙门的工作分量，如韦伯所谓增强了“父系威权”
（patriarchial authority）。
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万能的宗旨，凭己意来判断，又有如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 G．Creel）所谓“诗的公平”
（poetic justice）。
两者都使政治体系下层结构无法严格地以数目字管理。
于是传统中国之衙门与现代型的政府不同。
它只能维持习俗上安定的社会，其本身无组织的稳固（structural firmness），来发挥功能上操纵时的灵活（functional maneuverability）。
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视了这些内在的弱点。
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
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使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我们参考《宋史》的叙述，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
譬如说“方田法”
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
可是在京畿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
，县内有山林即无从丈量分配。
“免役钱”
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
等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
“市易法”
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商人也怕与官府来往而被连累，裹足不前，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卖，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
，而为皇帝所谴责。
“青苗钱”
以常平籴本1，400作本钱，春散秋敛，收息二分，等于农村贷款，但是没有银行主持，又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力义务。
有些县官将整数交与若干农户，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互保，秋后连本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分被指责并未贷款即向农民索息。
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利用货币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
及“保马”
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互责（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诸法相逆。
这样看来，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不能在讨伐契丹和西夏时争取主动，与女真对峙、与蒙古交兵时，又常失败。
虽然原因很多，其中无法将全部资源有效的运用，是最显著的弱点。
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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