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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只能算是一种计划和一种企图,不可能立即实现理想。
这种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机,就会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国大革命曾被解释有它本身的逻辑,内中群众与权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
即革命者不容易从他们的人身经验一眼看出,而只能够在事势逐渐展开时,理解体会。
本书接受这种观点,并且将之扩大。
大革命发生时新闻报纸初出茅庐的煽动群众,即作者和主编也不免为他们自己的辞藻所蒙蔽。
最近100多年来的进展,却使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远胜于18世纪末期。
而且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迹,其包涵既多,内中不少的因果关系可以前后倒置。
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后业已发生的情事和业已证明的史实追溯回去,追究当日酝酿的情形,分析各种行动的动机。
可以简要地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立即采取一个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
而此时法国却分为无数大小圆圈,错综重叠。
各种人文因素也彼此牵制。
经济改革牵涉到政治体制;僧侣的组织也涉及群众的安全。
表面看来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有等于一只动物之脱胎换骨。
而这动物在改造期间又仍要穿衣吃饭,以致更难。
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
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
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
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王送上断头台。
如果外国有干涉之意图,则索性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进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
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
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性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高存有”
(Supreme Being)。
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物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
(Law of Suspects),一连拘禁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
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声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
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
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将旧有体制全部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
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重复地叙述当日矛盾。
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
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预示此种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高贵之野人”
(Noble Savage)。
其为高贵,则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
恐怖时期巴黎不少妇女边在编织绒线衣物,边在观赏断头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物。
再叙述得彻底一点,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
除非有“巨灵”
(Levia…than)出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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