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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人可以列为一种特殊民族，因为他们带有“希腊及埃楚斯卡（Etruscan）血统”
。
苏格兰虽带有资本家的血缘，但苏格兰高地的人民相反，因为他们属于盖尔特人种（Celts）。
这人种只有低度倾向的（under－inclined）的资本主义性格。
因为同一种族的原因，爱尔兰人也不会做生意。
法国人有盖尔特人的混血，这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不能高度在法国展开之故。
无可否认，宋巴特深受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
他的研究，只要能稍微放弃主见，着重各国地理环境之不同，如强调某种国家的农业社会性格，安土重迁，存积着很多传统的习惯，不容易抛弃去参加韦伯所谓“合理化的组织劳力”
，即言之成理，可以作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根据。
又如他论人类迁殖，提出犹太人之迁徙，基督教异端之被逐放，和欧洲人之移植美洲，都有促进资本主义之功效。
此中亟应加入的是这些人脱离了土地的约束，他们又有较高的教育水准，迁徒时也必带着相当的资本与技能，更在新环境内保持了各成员间的互通有无之必要，就已接近资本主义之性格，而用不着混入无法证明的“血缘资本主义”
（germ－capitalism）。
以上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今日是否仍有其存在的价值？简单来说，其观点已过时，现在虽有若干用途，已出两位作者及20世纪初期读者意料之外。
。
宋巴特作品除上述不受处外，其他方面的理论有逐渐修正的趋势。
一个作家的学问不能因其人品而动摇，但是如果其见解之本身亦带机会主义成分，则另当别论。
资本主义原为物质生活突飞猛进间的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皇权既因之改变性质，社会阶级与国家观念也受有类似程度的影响。
它在17世纪冲击英国时，人类史里无此前例，宗教之教义亦无能避其锋芒。
虽说在这种庞大的改组中，重要的因素必有互为因果的可能，可是也免不了正反分合的形势，此时用加尔文的教义来解释这庞大的变化，韦伯即难免“所欲迁移者重，手中掌握者轻”
的批判了。
加尔文主义在16、17世纪带有流动性质，在荷兰即分裂为控诉派及反控诉派（详第三章），英国也有加尔文教徒之称亚敏林派（Arminians）者，被控与大主教劳德（详第四章）为虎作伥，与议会派作对，也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同流。
韦伯以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之勃兴，对天主教的国家之进入资本主义，远者如威尼斯，近者如比利时，无所置辞。
总之，韦伯的理论出入于神学及哲学之间，又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成分。
可是资本主义见诸行动，事实多于理想，其展开又非任何人可能筹谋。
陶尼说，不论是荷兰或苏格兰，不论是美洲或日内瓦，加尔文派总是开始于专制与独裁，而终于功利主义及个人主义。
提到荷兰，一位历史家也曾写着：“关于对上天问题的解释，很多人可能因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
关于宗教的事，人性总是可以操转的。
一到物质财政上的事，才会众心一致抵抗强权，毫无异议。”
这样看来，我们纵然无法证明韦伯所说的不正确，也很难坚信一定是新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产生新教伦理了。
韦伯是社会学家，他勾画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在初组成时，必定要有一种共通的思想和伦理的系统，才能协定全体成员之行动，作为立法的基础，否则每个人各行其是，则纵使有优良的立法也无从强迫执行。
他又在书中特别指出这是中国和印度的弱点。
值得我们深思。
最近一二十年来，日本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加强神道的精神，新加坡在贯彻资本主义的行动中极力支持儒家思想，尤其不可忽视。
为什么韦伯和宋巴特都企图用一个单独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精神—；—；去解释资本主义？这固然是由于当日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还没有登堂入室，他们又不满意马克思的唯物论，才回头寻找德国传统的唯心主义所致。
可是另一方面，英国之进入资本主义是经过200年以上的挣扎，德国却在19世纪后半期的50年内完成。
德国的作家不期而然地简化历史，有意将历史一元化。
话虽如此，韦伯在他书中仍希望以资本主义精神这项名目总揽整个社会，及于家庭关系、生活习惯、国家法制等。
宋巴特的种族思想虽不合时，他书中仍创立了一个各国自为单元的观念，可见得资本主义不能被视作一个混沌不清的大体物。
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展开时，时间上和空间上必有至大差异，这牵涉到每一个国家内外人文因素。
只因诸事纷至沓来，叙述时极不容易掌握，所以本书以三个先进国家为基础，各找出一段有戏剧性的例子，以“危机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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