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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另一方面查理一世也是标准丈夫、好父亲，他信仰虔诚，他的君权神接观念也使他坚持己念，最后关头也不乞一死，只有以身殉教才能上报天神，下无负臣民。
历史人物和行迹就有这些令人感动又矛盾冲突之处，也可以使以后的历史家随着感情上的取舍而左右其文笔。
而读史之人又因所处的环境而有取舍，如有时提倡自由，有时又尊重传统与纪律，也可以使对同一史迹的看法发生差异。
我现在举的一个例子，是当今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 Ashley），研究克伦威尔的权威。
他年轻时曾著《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 Cromwell：TheConservative Dictator），内中对克伦威尔全无好话，甚至他的私生活也在书中被批评，譬如说他嫁女用费奢靡，其他行止政策也有类似严苛的批评。
20年后，艾诗立又著一新传记，书题为《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Gromwell）。
前书是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阴影下写成，不免把自己憎恨独裁政治的心情推及到历史人物身上。
我们钦慕艾诗立坦白之余，不免在今后读史时更存戒心。
英国历史材料汗牛充栋，容易使外行的我们望而却步。
各种公告记录早有图书馆档案室保全，私人的日记、信札又可以大批托出，于是信史、野史、回忆录、地方史可以个别的或整套的出版。
近百年来，又分析为思想史、经济史、法制史等等类目。
而新资料仍不断发现，例如纳米亚（Lewis B Namier）从过去政客的文件中寻出家庭开支败单等，而从这批资料中根据其数字及交往的关系，断定其党同利害，自成一家之言，也引起很多年轻学者争起效法。
古奇（G．P．Gooch）作《英国17世纪的民主观念》（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一书，即在一处参阅当日发行的政治传单，多至30000件。
因为有了以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英国历史家多注重分析而不注重综合。
在学术上因专长而产生门派，古今中外一律，也无足怪。
英国作家既已考证精微，不耐烦旁人作粗浅的解释更是常情。
可是今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却不能不将英国的17世纪历史作一种高度的压缩，才能看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一般性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英格兰王国及不列颠民族所表现的特征。
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彰显于当中任何特别的事迹，而显现于世纪前端（以1603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来英兼英王为始）和世纪后端（可以用1689年作最高点）之间的大幅度差异。
这个国家的组织在世纪的前端还没有赶上时代，未有一个众所公信的方案，各种争执多集中在一种原则和一种抽象的观念上，而以宗教为表里。
世纪之后期，以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逐渐澄清。
所以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以主教管辖圣公会（episco－Pacy）体制，对其他各种宗派不加取缔，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现代政党之雏形也于此时产生。
如果资本主义在此中有所贡献，其本身必为通过全社会之很多体与面，成为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改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
，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种粗枝大叶的观念可能交代得清楚。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英国史专家，反能旁观者清。
况且中国20世纪也面临一个大幅度的转变。
英国17世纪的人口，据估计约增加50％，大约从400万进到600万。
有宗教上的争执，但仍保全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国家。
表面看来，这不能与中国在20世纪的变化相比。
可是两方的改变都牵涉到思想、信仰、内政、外交、社会、经济与法制—；—；总而言之，彼此都包括整体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在历史中都无前例可循。
又因为经历时间长久，虽局内人也无法将全部经历详细叙述。
在这些方面，两者的经验应当可以互相映证。
中国100多年来的颠簸始自鸦片战争。
历史家溯本归源追究西方给予中国的影响，很可能对英国史有不同的看法。
这也就是说，彼方的改革与设施，短处和长处大凡能对中国此后发展有长期性推进的功效之处，已应视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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