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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国家的工商业人士既要对付诸如此类的大问题，因为所牵涉的资金动辄十亿、百亿，被接收的公司的雇员也以万计，使整个社会已无力去顾及初期存积资本时其成员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了。
就像一个商店今日之盈亏每年逾百万，已无暇去考证几十年前账簿上一个小数点后面之数字是否确实可靠了。
韦伯（Max Weber）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
他的著作将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与现代资本主义并为一谈。
作者一方面提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唤（calling，亦即天命，对每个人不同）与加尔文之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过去崇信带有集体性格之良心，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义之良心。
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
路德尚只消极的以各尽所能乃系上天谛命。
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身已被选拔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进取。
另一方面韦伯也根据富兰克林及英国非国教（non－formist）牧师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言行证实英美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
中国读者特别有兴趣的则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
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patriarchial 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
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本身也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
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
韦伯指出佛教因对女人情绪有特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之力量。
韦伯引用中国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处，可是整体来说，他这种比较式的观察尚称得体。
他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
但韦伯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论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
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
称之。
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
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伦理”
和“资本主义精神”
，必有其互相衔接之处。
但是若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括全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织的全貌，则不免过度将问题简化。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入。
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及比利时，这些国家至今皈依天主教。
荷兰独立战争之领导者“威廉寡言”
（William the Silent）原奉天主教，在革命过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后又改信加尔文派（详第三章），所以到底是新教伦理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抑或它不过是革命战争中被利用而为一种工具？这种种问题，就使韦伯的理论发生了罅隙。
韦伯也体会到新教伦理不能凭空存在。
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
可是作者亦以为现代商业法律也是由新教思想体系孕育而成，则不免张冠李戴。
事实上现代商法虽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的根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纪经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实用而产生。
要等到西欧各国商业展开，法治基础成熟，逐渐抄袭沿用。
是故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论并不会因某种精神而产生，却会因物质生活的推广而增进。
由此也可以看出韦伯等过度强调理想主义的弊病。
韦伯亦了解他自己的理论施用起来必有限度。
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基于新教伦理即使在金钱堆中仍有硬干苦干，顶天立地，道德升华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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