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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此，英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段公式，供历史家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参考印证（可是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即可自觉的模仿照抄。
各处背景因素不同，时间上的汇集有异，况且如此的改革经过革命阶段，历史家欲考察其经过，既要平心静气，又要大刀阔斧。
下节当再叙及）。
其程序包括：
改组高层机构：放弃君权神授说、保持英格兰教会权威，但是要执行政教分离，宽容异教徒。
从此议会上以公债代替国王对财政之人身责任，国王从此也有职无权。
这种措施促成政党政治及内阁制度之抬头。
整顿低层机构：将土地所有合理化，逐渐取消“副本产业”
，因而土地所有较前集中，同时所有权租佃关系及地租收入都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标准，放弃归并乡镇之市场。
重订上下之联系：公布权利清单（Bill of Rights），保障司法独立，习惯法庭接受平衡法（equity），自此法律更现代化，也更融合于商业体制。
此外更增设邮政，建造付费公路。
以上都有促进资产与人力加速交换的作用，于是人尽其财，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符合前段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的说法。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数目字化，这国家也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意识形态通常失之偏激
我们这样解释资本主义，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并着重其积极性。
此种立场，和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观点不同。
我们不能说以意识形态作主的看法全部不对，只是一般失之偏激。
譬如说，西方不少理论家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的优点，好像天赋人权及个人自由全赖它支持，在它掌握之下，一切公平合理，所以在任何社会推行资本主义即是颁布福音。
殊不知在很多国家，将过去的经济基础推翻，经常是以暴力方式行之，既为革命，即缺乏个人内在的公平，只是经过长期的厮杀与破坏，余存的力量再度取得平衡，才能开始公平而自由的竞争，而有时仍不能符合理想的节奏。
以英国为例，内战即是一座大熔炉，土地经过没收、标卖赎还各种步骤，也在复辟后，片面的接受了物归原主的指令，只是下令的人也知无法做到，才赋予保留的条件。
而尤以内战前后，使副本农业失去法律的凭藉，最乏公平，只有强者占先弱者受屈。
诸如此类的事例，我们只能说人口增加，社会上交接繁复，新组织需将局面简化，才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豁清局面。
今日事过境迁，读史的人已不觉得当时人的痛苦，才承认此举在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有如北魏及隋朝的均田也是大刀阔斧，重定社会秩序，终造唐宋大帝国。
我们欣赏其技术之成功，并不一定要歌颂其道德之伟大。
但是，人类既有经济体制，则必有组织。
既有组织则必有高低上下品级间之不平等（即法国大革命时之“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
，亦表彰在共同功利条件下，在社会产生等级之差别）。
这些高低上下之不平等，或系因袭或由新创，积之则成社会阶级。
我们纵不满意此中毛病，也当设法救济，例如限制过度的利润、增加社会流动性、使弱者及环境上不利之人仍有社会之保障及突破环境之机缘。
说到这里我们也要再度提及，韦伯等以理想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算社会心理的一段分析，不能算作历史作品。
从路德而加尔文而清教徒，由巴克斯特而迄至富兰克林，亦即自16世纪之初，亘18世纪之末，当中经过最少有250年，也难怪宗教思想不能在其中产生巨大的变化。
在这250年，查理一世自信为主受难，威廉劳德坚持宗教纪律，他们不可能想象自己违背了经济改革的潮流而终必身首异处。
在相反的一方面，普林（William Prynne）带枷被黥之日，以及克伦威尔在韩丁屯（Huntingdon）招兵买马之时，他们只以民主和良心上之自由相期许，也料不到他们的奋斗与日后资本主义之发展互有连带关系。
至今还有不少历史家以狭窄的眼光分析此中各种情节，或只能在一时一事间指出直截了当的因果。
再不然，则在大范围内将因果关系解释得抽象，而难予置信。
其实，一个国家挣扎着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动辄经过数十年或近百年的长距离，其演进必超过各人之人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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