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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运载不同而又笨重的货物，而无其他国家能与之竞争，所以前述市场投机的事业，也要有如此下层的坚韧耐久的工作支持，否则无从有组织的展开一种有秩序的商业经济。
中外学者有时提及，中国北宋期间、明清之际，有商业资本活跃的情形，并提出一个全国市场的形貌。
乍看起来，好像与欧洲的国际市场不相上下。
但是仔细比较以后，则可以指出中国从未产生一个如此各地区各就所长，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的局面。
同时荷兰人已经在西欧和北欧有了相当的制海权，中国历史里更无此事例。
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权阶级执国家经济各前进部门之牛耳，又通过共和国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内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之事，即本书最粗浅的解释，也可以说明两方有天渊之别。
过去有很多学者强调荷兰商人是靠剥削掠夺殖民地来累积资本。
20世纪后一般的看法则重视历史上的小商人刻苦成家，如莫特里所说的，“渔人和河上的筏夫成为海上的冒险家和商业的皇子”
，以及“穷困的法兰德斯织工变成雄厚的制造家”
。
这种情形诚然有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绅商，并非在17世纪初期突然发富。
即如我们列举以上银行、股票市场、造船和国际贸易的展开，也隐约可以推断其后面必有一段艰难创造的背景。
但这也不是说剥削掠夺并未发生，这一点即荷兰本国的历史家也不隐讳。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650万荷币（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只有资本30000镑）。
这公司由不同之“厅”
（chambers）组成，阿姆斯特丹厅即承担公司一半的债务。
在10年之内，公司只发放一次红利，然其数额为股本之162％。
世纪中期，这公司在东印度积存储币金即达2000万荷币，为当初投资之三倍。
原来东印度公司经过全国议会立案的时候，荷兰尚在战时，这公司被赋予在它武力能克服的地区执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任命，所以公司的海外执行人等于大帝国殖民地的开拓者，早有立法的根据。
荷兰人独霸远东治肉香料专利权的经过，早经以前的作家一再详细叙述。
过去葡萄牙人首先进入东方，只控制着印度至红海间的水道，使印度洋运来的香料都落入他们手中（详第二章）。
荷兰人的办法是摈弃所有中间人，直接进入产地，故舍亚洲大陆而进入印尼。
在当地的政策，也非常的简单，凡出产香料的主要岛屿，即以武力占领，不能占领或其他出产较少的地方则将其作物破坏，甚至将其岛上人口杀戮迁移。
荷兰人能较葡萄牙人及英、法人占优势者，端在其资本组织雄厚，如每三四年即装备能战斗之商船50艘进入此地区，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方封锁困住，或使用武力，在某些场合，不待交涉即开火。
1619年以巴达维亚（Batavia）为设防的根据地，禁止他国商人履足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西塞蒲斯与新几内亚间的岛屿），几乎完全垄断了肉豆蔻和丁香的生产，也掌握了胡椒与肉桂的供应，欧洲香料市场的价格可以一次陡涨二倍半，即是此故。
印尼的土人也受他们统制，酋领被任为摄政阶级（regents），以封建方式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制。
荷兰人控制的生产以后也延伸到其他物质，如咖啡、靛青、奎宁。
土著的供应某时候甚至成为一种上贡制度。
荷属东印度的农业自此世纪后受国际市场支配。
西印度公司组织于1621年，当时与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已失效。
西印度公司也以拦截西、葡越洋的商业，夺取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如巴西）和贩卖人口为要事。
宋巴特曾指出，此公司在1623到1636年间制造船只800余艘，可是同时期却截得敌船540艘，其船货价格已两倍于造船时投入的资本。
1628年一次截获
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银总值荷币800万元。
种种的发展使我们只好相信克拉克所说：“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商业的事体，一半是征服占领，也可以说一半是对缺乏抵抗能力的土著所加的一种抢劫。”
阿姆斯特丹保险公司本身拥有战舰60艘巡游各地，也只有在这情形下获得确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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