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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
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
反对山岳党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的代表出任。
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日后成为“热月反动”
之后法国的台柱。
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裤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
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
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
。
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流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
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
和“非现役公民”
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
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
式的平等。
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
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
即山岳党人物，有时抱有社会主义之趋向，也无从将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统。
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压。
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热月反动”
之后，“五人执政”
（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
。
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
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
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
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
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
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
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
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
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
其实也并不尽然。
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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