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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买方，约为陪臣，得价之后，只责成他供奉一点名义上的义务，就完成了应有的契约关系，甚至“每个夏天采办一朵蔷薇花”
，也可以算数。
一位法制家曾说，英国习惯法比（monlaw）的法庭“用虚构的事体堆在虚构的事体之上，以规避历史上的负担”
，由来已久。
一到16世纪，封邑（manor也可以译为庄园，可是与中国庄园的性质截然不同）已可自由典买抵当，可是内中又有无限的复杂情形，其症结则是封建制度虽早崩溃，但很多封建习惯并未消除。
所谓“终身产业持有人”
（freeholder），情形尚属简单，直率说来他们即是占有土地之业主，得以自由买卖，也可以自由继承（按理如直系亲属死尽，应将土地退回封邑之主人，但是事实上无法执行）。
即使如此，土地仍配有对封邑应纳之地租，但为数之微已不值得过问。
最成问题的是“副本产业持有人”
（copyholder），他们大都是穑夫（villein，本书不称农奴，而从serf音译，详第三章）的子孙，因为过去封邑记录内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持有抄本，或称某人某处有此抄本，即以为根据，占用土地。
封邑所有人可能否定其根据，将之驱逐，或科之以佃费，称为“罚款”
（entry｜fine），要不则强迫他们径改为佃赁，又将佃赁期间缩短，到期加租或不再续佃。
可是在封建时代，穑夫虽没有领有土地，但他们祖孙有耕耘斯土的权力，亦非改成佃赁即可驱逐之。
虽然他们对封邑承派有义务，这种义务有大有小，各处千差万别，即在封邑之中，也可能不同。
他们一般缺乏安全感，是内战前后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英国农作物价格自1500年至1600年上涨4倍至6倍，而且上涨趋势尚未遏止。
加以上述土地主权与租赁关系复杂，此时地产之经营产生极大差别，有些农场百年之内佃金增加了10倍，有些则全未增加。
总而言之，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除了耕作人食用之外，大部分维持了有关人物各别的社会地位，很少的人用商业交换的方式谋利。
这种情形在都铎王朝已经改变，至斯图亚特王朝变化更大。
因为这国家已逐渐从自然经济进展为金融经济。
圈地（enclosure）在过去被认为是使小农流离失所，成为社会骚动的主因。
因为圈地取消公地（mon），小民失去牧场，而分得的私地小而不便经营，只好低价卖与大地主，所圈之地全部改为牧场，又减少劳力之需要，引起失业问题。
但据最近的研究，则事不尽然，圈地有利有害，各地情形不一，有些圈地尚为农民自动发起，从农场改为牧场和从牧场改为农场的情形都有。
还有圈地之后，用灌木构成树篱，增加排水沟，改变地形，并不减少工作，还需要更多劳力。
总之圈地开始于16世纪之前，经过17、18、19世纪，到本世纪初期才完成，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须之步骤。
17世纪的问题大都由于封邑拆散分割买卖，所买卖的特权含糊不清，佃户又将土地分割遗传，而习惯法庭只承认现今占有人的使用权（seizin），无法澄清所有权。
这样一来，一般农民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也被退佃。
有些封邑之主人则不知地产究在何处，也找不到承佃人。
按固定收入生活之地主早已入不敷出。
此时尚有投机的地主和做官经商的地主在混乱之中得利，成为新的乡绅阶级（gentry）。
农村经济不能与新兴商业合流，也是社会陷于混乱的一个原因。
习惯法的成例，农作物只能通过设定的市场以“公平价格”
出卖，不得私自交易，市场的组织不能重复。
此时城市人口激增，如伦敦自1500年至1600年自60000增至20余万，40年后再增一倍，其供应关系与以前已大不相同，16、17世纪的流动商人（wayward merchants）对各地区间经济的沟通有相当贡献，只是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
习惯法原为封建社会的产物，没有应付现代商业的经验。
没有适当的程序处置动产，在继承人典当后则将产业交付贷方（mortgagee），借方（mortgagor）即失去使用权。
破产与保险当然都谈不上，即是控诉对方违约，也须证明本身实际亏本，因违约而丧失的机缘则不能算数，而且诉讼的时期往往很长，动辄10年。
另外，社会对流动商人仍相当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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