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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ge 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
（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
（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
，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
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
的工具。
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
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
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
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
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
（structural coherence）。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
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
（calculable legalsystem）。
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
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
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
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
。
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
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 di Petizion。
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
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
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
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
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
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
，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
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
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
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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