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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欧洲的立场，其所谓“交换工具”
势必包括信用证件如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取款凭据等，也势必待到信用高度展开，海上的贸易与海事法庭的组织已有条理，才能普遍有效。
中国社会既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固定（详下节），就不能与马恩所叙相提并论。
不少中国作家将“商品经济”
和“金融经济”
对调使用，并且在使用这些名目时，强调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国民经济已现代化。
可是读者务必认清：中国之使用货币，历来较西欧为先。
但其货币是以贱金属为之，不以大宗商业及远距离的商业作经营之对象，与欧洲贵金属的货币实为两大系统。
中国之行使纸币尤较西欧为前。
但是经过政府历代之滥发（亦即不顾私人财产权利，也为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的一种障碍），以致信用紧缩，不能鼓励其普及化。
中国在明末以来普遍使用碎银，但白银供应有限，一般人复用以造器皿，作装饰，因之商业上的银根极紧，加以法制未备，已存积之资本亦无从继续开放与扩充。
又受血缘关系的累赘（详下节），其情形也未可乐观。
在这种种限制之下，所谓中国的“商品经济”
及“金融经济”
，与“实物经济”
与“自然经济”
实在分画不出明显界限，也无从与欧洲现代经济史里产生此种名目时相提并论。
彼方一般农业的比重小，“交换工具与商品之增加”
有如马思所言，已开始运转乾坤，而能在相当于中国明清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产生变动，中国则因特殊背景，迄19世纪尚未感受到此种经济压力。
第三，“萌芽”
一词也出现于马恩笔下，前已言及。
但资本主义确已在西方落地生根开花结实，这暗喻（metaphor）才讲得通。
中国在最近几十年内尚未能展开高度的商品经济，一般国民的收入也还停留在几个世纪以前的情形，若要勉强赋予一个“资本主义萌芽”
的名目，只能逼着中国一般的学者到处寻觅历史证据。
英国与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今日之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若干小市镇）在16世纪前后已有所谓“外放分工办法”
（参考上节），由企业家将毛织品原料挨门逐户的去分配予各织工，在家庭内制造，不设工厂，到时再挨户收集制成品。
这可以视为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象征。
最近几十年，已有不少学者搜寻中国明清之间棉织业发展的资料，尤以纺纱所有类似的安排，即认为这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早在西方力量凌驾之前，已有“萌芽”
趋向的证据。
殊不知西欧在中世纪以来各城镇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其商品完全照“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制造，一切都依成例而一成不变。
同业公会厘定店主和工人的资格、学徒的限制，于是每一行业的成员尽入其规划。
公会也确定制造的程序和标准，其所定的价格，为一般认为的“公平”
，亦即除了原料之成本和必需之工资及经理费用之外，并无例外之盈亏。
各行业人员不得额外的制造、闭卖居奇，或者在货物行销时加工，不景气时歇业。
至于扩大门面、加强资本、介绍新产品等作法，更不可能出现。
所以现在资本主义所谓“利润挂帅”
，令供求关系决定市场行情，由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打开局面，在中世纪都不曾发生。
外放分工办法为同业公会统治所不及，构成旧式门面及新式企业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才符合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也在历史学上发生前后衔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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