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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单凭均同而配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
而且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极不容易发难，总之最符合当日中国的特殊环境。
可是从商业之发展，交通通讯、银行事业、司法制度之展开，和整个社会之进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财产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
而且这样的补给制度，计入锱铢，使每项供应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纱一缕，一经制定，极难摆脱。
事实上，其基本设计沿用到本世纪。
明清之间一脉相承的组织与结构，已有不少学者指出。
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为极度的中央集权，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员与物资，而依赖一种半永久性的预算，保持各省区与地方单位间的对称与均衡。
又注重以科举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维持社会的流动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于民法。
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质量的改进。
政府用不着以特殊的手段歧视商人和商业利益。
基于以上各章所得的经验，我们知道商业资本之存积必须有合适的司法制度积极维持，否则信用无法展开，服务性质的事业无从着手，纵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个人的富裕与一家的兴旺不能构成任何社会制度。
一个商行缺乏与他交易的对手，资金无法周转，经理人才依赖血缘关系，则其经营将无从展开扩大。
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执行领事裁判权以来，影响所及，尤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之伤害，至今还是一个专家争论的题目。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
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有系统地输入中国，这种运动就不可能对中国没有裨益。
要是没有它的启蒙功效，中国铁道之兴建、电信之敷设、实业如汉冶萍公司及轮船招商局之开创，必难在短期间成为事实，更用不着提及现代都市科技知识和学校制度。
而经由商业交易的接触，存积资本可能只是外人专利，中国人丝毫不能分羹。
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之其润泽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
租界与治外法权，即是在当中设立绝缘地带的一种办法。
如果双方的体制经过一段接触之后可能融合，则中国之革命实无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权也必早已废除，如英国及日本之先例（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银行业受意大利人垄断，他们也在伦敦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与西方诸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战。
更且西方所挟持的不仅是雄厚的资本，也代表一种现代的优势组织。
双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
费孝通的攻击可能过火，只是中国排外的反应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感情作用。
一个明显的例子，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经营，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
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和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
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
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先感觉动乱的威胁。
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
一位出生于青岛近郊而且熟悉当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战结束时预言：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和缓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有了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资料的对照，我们开始觉悟到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
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能统以“迟钝”
和“漠不关心”
等语词指斥。
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有如一个走兽不能令之立即变为飞禽。
从上表来看，除了鸦片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
的方针对待西方各国，可算迟钝外（但仍有有识者如魏源），以后经过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应。
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
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
及“皇恩”
统治全国的根本，于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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