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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维护詹姆士支持国王及教会传统体制者为托利党（Tories）。
1688年之革命固然以辉格党为主体，也有托利党人士支持，才能产生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1689年以后辉格党更采取主动，在各地区市镇分别增强其实力。
时间愈进展，两党的性格愈趋显明。
辉格党代表大地主及新兴商业之利益，托利党代表各处乡绅及英格兰教会之利益。
前者以伦敦为中心，后者较具内地色彩。
再经过几度沧桑，前者成为自由党，后者演化而成保守党。
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前类似之争执会演成兵戈相见，而且参加战役的主要人物如克伦威尔最初还不知所为何来，而半个世纪之后，则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虽说最先仍掺杂了不少暗杀和疑案的成分，以后才能奠定而为政党政治？
本书已前后约略的讲到社会在大动乱之后变质，现在我们提出历史上的事例作为证据之前，先勾画一个理论上的轮廓：
大凡任何宗教，对个人的经济生活都有一种收束紧缩的作用，如摩西十诫。
社会愈单纯，其警戒检束的作用愈直接而有效。
陶尼曾说：
一个以农民组成的社会，其宗教可能单纯一致，因
为它的经济安排简单雷同，它已经有了一个单纯一致
的形态。
一个多面的商业社会则需要能向不同的源流
之中吸收各种因素。
这些不同的因素同时也需要自由
的朝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发展—；—；在这时期之中（他
说的是17世纪的英国）其发展也就是维持它们的宗教
方式。
倘非如此，这社会就无法避免经常的摩擦与障
碍。
既然如此，大主教劳德等早应该适应潮流，对信教自由让步。
为什么又有他们的阻挠，使历史的展开延迟了约近50年？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劳德等缺乏眼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条件使他们仍旧坚持旧时代的体制。
我们再看布罗代尔所说的话：“任何一个古代结构组成的社会一开金钱使用之门，就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平衡。
迄今没有合适掌握着的力量就会被放纵，新的交换方式，对少数的人有利，对其他的否定，使各种事物处于混淆状态。”
我们综合这两种观点，即可以看出旧社会拒绝改造，大部分是由于内部之因素不能公平而合理的与外界新因素自由互动（金钱总是交换之媒介）。
这种缺乏互动（interchangeability）。
的弱点迫使它用宗教的名义，施展一种对经济生活紧束性的限制，构成对本身的掩护。
因为它借道德上最高的和最后的名义作主，不容辩驳。
只要能达到抗拒新经济力量于门外之目的，这种自卫的手段不一定要彰明较著。
对命定论作不同的解释，或强迫荷兰工人到英国教堂做礼拜，又像荷兰的教堂一度拒绝供给放贷者圣餐，或不给予他们大学学位（详第三章），都可收同样的功效。
总之，这些因素与趋向出入于是非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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