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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种迹象显示，英国在17世纪初期所遇的困难固然可以视作一种法制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已进化，法制未能赶上，引起脱序现象。
可是实际上的发展，早已经超过这样的概说。
其牵涉的不仅是法律和制度，而且是法律和制度所辖社会体型的本质。
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之16、17世纪与中国之19、20世纪有其相似之处。
上层人物尚在争辩如何对付这问题，下层组织早已脱颖而出，其发展超出当事人之历史经验，才有内战之爆发，而且其争端还掺杂着很多宗教色彩。
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因财政困难而召开议会，待议会批准新的税法。
根据中世纪的习惯，平时国王以他自身的收入支付费用。
历来英王皆是全国最大的地主，直接操纵1／6的地产，都铎王朝没收寺院产业时，尚可能多至1／5。
但经过近百年的变卖、损耗，加以残存的土田多分散，此时复难发生租赁之功效，大概国王传统性质之收入，每年不过20万镑，再加上关税，即所谓的“吨税和磅税”
（tonnage and poundage），亦即船钞以吨计，进口货物以磅计，每年约可征收20万镑之数。
但国王之开销，在17世纪初年之平时，也需50至60万镑。
如果爆发国际战争，则军费一项动辄100万镑。
英国此时仍无常备军，海军之组织才刚有头绪，所以王室的财政主管捉襟见肘，经常负债100万镑以上。
也有人说国王生活奢侈，对宠信的人赏赐过度，不过这些指责不能否定其背后的一个事实，即：财政组织过于陈旧，无法融合于政府的功能亟待展开的时势。
伊莉莎白在位之日，只授权议会讨论财政税收，大凡宗教与外交事宜由其全权处理。
一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权力大减，国王因财政问题召开会议时，议会往往在答复国王财政需要之前，质问其行政方针，而在争辩时提出宗教与外交事宜。
这一方面固然是詹姆士父子不得人缘，一方面也显示时代已变，17世纪英国已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里，其臣民已不再漠视这关系全国人民生活的事体。
17世纪也是清教徒活动的时代，世纪一开始，英国的国王、英格兰教会和各大学站在一边，议会与清教徒在另一边形成对立。
可是一提到这题目，历史家就感到困难，因为清教（puritanism）本身是一个不容易捉摸的名词，即专家亦称其“靠不住，无从证实”
，有些人又认为它是“高利贷的资本主义与企业的泉源，其潮流则可以领导进步之民主及社会之骚乱”
。
诚然以上情形都在英国之17世纪发生，可是说者却不知如何将这些互不牵连的因素综合在一起。
陶尼曾说，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是以人类各种活动与利害构成一种价值上的层级系统（hierar…Chy of values），经济只是当中的一个因素，而在这系统之最高瑞，则为宗教。
读者仍不免感到茫然。
在这情形之下，最好把视界放宽，首先承认人类是一种宗教的动物。
这里所说的宗教，是广义的宗教，包括有形与无形的组织，入世与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笼括着人生最后之目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导引出来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不妨以宗教视之。
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一种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它凝聚于一个“最高的”
和“最后的”
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众的力量，即不失其为广义之宗教。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忽视中国人的宗教性格，后来读书做事的时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诸己，才领略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习惯也是一种宗教。
我也记起中国内地，民间在房屋阶檐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之神位”
，即已是民国二十多年，祀奉未绝。
成婚时男方仍用红纸大书“文王典礼”
，丧事虽用佛教仪节，其“披麻带孝”
，仍是按专制时代的规定。
这时候我再读明史里面考察地方官的条例，就轻易地察觉他们注重各官移风易俗的能力。
嘉靖帝朱厚熜；因不承认自己承继于弘治，尊奉本身亲生父母，而引起群臣反对，几乎酿成宪法危机。
而明清的刑法仍沿袭汉唐，以“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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