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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的读者面临资本主义这一名目，还必须考虑到：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
答复第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划时代的组织与运动，牵涉范围极为广泛，所以其定义必相当狭窄（看来这也是一种似非而是的说法。
因为其牵涉极广，所以在人类历史中亘世纪而跨海洋的产生，只此一次。
其定义也必包括其专一独特的情形，而不能广泛笼统的与寻常所见的事体并论，才能表现其为一种知识和一种运动）。
资本主义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可以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成效来看。
一位专家的研究，迄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英、美、加拿大、瑞士及荷兰）平均每人一年收入达美金200元（1952至1954年间的价值）或略高的程度。
又全欧洲及全北美洲合计，其平均不可能比150美元超过甚多，亦即与今日一般穷国相去不远。
今昔相比，何等悬殊！
马克思虽未用“资本主义”
这名词，他和恩格斯亦承认“资本家时代”
之来临对欧洲封建社会带有革命成分。
并且他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说起，在“资本家生产方式”
之下，资本家继续存积资本，必导致生产时投入厂房机器之成本比例较工资部分为多，长期以后必导致利润下跌，工人实际工资增加。
这种情形也与前述工商业先进国家人民生活程度提高的情形符合，可见得资本主义使人类生活的质量发生改变，它必曾在历史上产生大规模环境之突破，而且不可逆转，亦即突破之后，至今尚未能主动的或被动的卷回到以前的形势里去。
从这种特殊的情形看来，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根，追论萌芽，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第一，称中国尚未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前之体制为“封建”
，即与事实不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西方市民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是由封建社会中萌芽（sprout－ed from the ruins of feudal society）。
将feudal译作中文的“封建”
，并不能完全吻合，但大致无碍，并不是此间争论的症结。
根据专家考订，西方的feudal system确与中国之封建共有以下特点：（一）威权粉碎（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
既为封建则必裂土封茅，而公仆不能将大块疆域全部控制于本人手中，势必执行“次层封建”
（subinfeudation），使被封者长久为藩篱，结果是地方上的警察权与财政权日渐雄厚，终集地方分权之大成。
（二）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public affair beingprivate domains）。
因为封邑透过遗传永为子孙承继，势不能买卖。
否则一任金钱接触，流动性大，则封建体制瓦解。
同时这组织也只能任行政系统托身于私人之从属关系，如此一来，政府无异私人法庭，抽税与纳租相提并论，地方向中央的缴解即为进贡。
欧洲封建领主所辖之碉堡即为其政府，地下层即为监狱。
（三）武士传统（warrior tradition）：在这种局面下不能文武分途，整个政府势必为世袭之军政府。
可是像明清这样的大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制全国一律，皇帝向全民抽税，凡有职能的官位不能遗传，除了皇位之外，能遗传之爵级则无实权。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这种种特色正与上列封建情形完全相反。
欧洲的封建起于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以其特有的部落组织与罗马帝国残余的传统合并而成为一种实用的系统。
惟其组织结构简单，缺乏弹性及可折冲之处，故无法担承变态，才在人口增加、交通发达、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被新潮流扫荡无余。
中国的专制政府官僚系统自有它的缺点，然而在不开司法独立之门，不让商人过度抬头的条件下，应付内部之变态，仍绰有余裕。
即使遇着大规模之民变及异族入侵，最差的结果不过是改换朝代，一切重来，用不着经常在社会上作本质的更革。
由此可见东西体制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
第二，《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及“交换工具与商品的增加”
（the increase in means of exchange and in modities）也算是促成市民阶级社会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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