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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2]如&ldo;薮牧&rdo;是指畜牧业；所谓&ldo;山泽之利&rdo;，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ldo;园圃&rdo;，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

[3]据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ldo;早期工业化阶段&rdo;。

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

这也被称为&ldo;原始工业化&rdo;，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美国学者诺斯（north）也说：&ldo;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rdo;，它经历过一个&ldo;农村家庭工业时期&rdo;，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

第一章一节。

[4]参见高王凌：&ldo;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rdo;，《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第八章二节；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ldo;手工业&rdo;与&ldo;机械工业&rdo;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ldo;中断&rdo;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

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参见《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页172。

[5]据吴承明估计，江南棉区每年产布约4500万匹。

但他所计入的地区只有松江、常熟、无锡等，而遗漏了太仓州（包括嘉定）、通州、海门厅各属及苏州、常州二府的多数州县，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260。

又，&ldo;小土布&rdo;是徐新吾先生坚持使用的概念，1987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6]参见《石渠余纪》卷3《纪矿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

[7]以上参见韦庆远、鲁素：&ldo;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rdo;，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页113～1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页454。

[8]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

第1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2种，1981，台北。

[9]为此高宗谕：开采一事，&ldo;颇为目下急务。

盖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rdo;乾隆九年九月，《高宗圣训&iddot;理财门》。

[10]当时许多农民都依赖矿业生活，如四川&ldo;偷开矿厂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食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

若将此等乏食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rdo;？贵州&ldo;土瘠民贫，不习织亶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借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课，下可便民&rdo;。

广东&ldo;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rdo;；&ldo;人民繁庶，生业甚少，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为滋生之地&rdo;；&ldo;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往台湾就食&rdo;，&ldo;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rdo;？浙江&ldo;温、处各属，界连闽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耕作之余，别无生业&rdo;；&ldo;乡民每于八月农事既毕之后，迄于二月，无不从事采铁，以觅绳头&rdo;；&ldo;更有淘洗载运人夫，无不借此雇工受值&rdo;；&ldo;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rdo;。

广西&ldo;边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东南财赋之区，且耕种之外别无资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贸易善于经营者可比&rdo;；&ldo;惟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rdo;，&ldo;国计民生，两有裨益&rdo;，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第八章一节。

[11]李光庭《乡言解颐》：《周礼》&ldo;九职任民，终曰间民。

无常职，转移执事，谓佣作于人，转徙不定也&rdo;，如乡村之助工、短工等，中华书局，1982，页45。

[12]朱泽澐：《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28；《清史稿&iddot;儒林一》朱泽澐传。

[13]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五日，《圣祖实录》卷255。

[14]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对鄂弥达的朱批，朱批奏折。

以上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页1‐72。

[15]参见高王凌：&ldo;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rdo;，《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16]参见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

[17]《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看来，十八世纪世界史上的&ldo;共时现象&rdo;，其一为人口增长，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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