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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永江先生在2001年第2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题为《论清代的藩部与行省》，探讨藩部与行省的差异得出结论：行政体制及权利运行方式不同。
藩部采取的是多元的管理模式，各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而行省则完全是整齐划一的。
双方对国家的权利、义务不同。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需要，大部分藩部地区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行省则处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政治上无任何特殊权利可言；义务上，行省必须以赋税的形式完全承担向国家提供全部财政收入，以满足行政事业开支和军费需要，而藩部地区没有此义务，相反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补贴满足开支。
在军事上，藩部有为国家提供预备役军队和在紧急情况下自费装备、参战的义务，而行省由于实行募兵制而无此义务。
国家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及由此造成的地位差异。
基于社会条件的差异，清朝政府制定了藩部和行省之间的双向隔绝和封闭的政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只能在各自的系统中运行。
藩部、行省与中央政府关系形态不同。
在行省地区，基本是分工性地方分权式的中央集权；在藩部地区，则分工性地方分权和分割性地方分权并存，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有限分割性地方分权。
造成藩部与行省之间的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而历史发展呈现的趋势则是藩部地区的内地化及全国政治、经济的一体化。
清代的藩部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十八个行省指的就是本部，这两大类的区域在全国的版图上基本上各占一半。
忽必烈时期高丽王朝对元朝和日本的警觉态度
忽必烈时期，高丽王朝是元朝的藩属国，在忽必烈对日本的经略中，高丽国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薛磊先生在2002年第2期《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的文章，阐述高丽王朝在此间的态度的转变。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有与日本交通的经略，但一直没有成功。
期间，高丽国对元朝对日本经略的态度却发生了大的改变。
元朝与日本&ldo;欲与通和&rdo;的时候，是想把元日之间的高丽作为跳板的，但是，当时的高丽元宗并不热心，随着元日战争的爆发和元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从高丽忠烈王开始，对元朝日本经略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高丽元宗反对忽必烈经略日本的原因是：高丽虽属元朝的藩属国，但想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不愿意与元朝有过多的往来；还有如果元日关系紧张，高丽无疑会成为元朝对日本的前沿，元朝在高丽屯兵、屯田，高丽还要为蒙古军队提供粮食等物资；另外，高丽在历史上已经有过&ldo;倭寇&rdo;之患，如果元日交战，&ldo;倭寇&rdo;再患也是高丽的担心。
高丽忠烈王支持忽必烈经略日本的原因是：忠烈王久居蒙元朝廷，并成为元朝的驸马，深受蒙古朝廷的影响；忠烈王六年，&ldo;倭寇&rdo;犯高丽；忠烈王虽为驸马，但是，其世子王璋有蒙古人的血统，深受元帝的宠爱，如果一意孤行，地位难保；如果屈从于元朝，支持经略日本，会从元朝得到很多有利于高丽的利益，再有，有一部分高丽人讨好元朝，想从元日战争中得到好处。
因此在元朝的控制和高压下，在经略日本的态度上，高丽王朝从推委、屈从到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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