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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
这种“特别国情”
论，成为反动派阻挠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社会学说、压制革命的借口。
〔7〕“政如飘风，民如野鹿”
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下句见《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8〕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
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鲁迅提议和协助，把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上围绕萧伯纳到中国而发表的各种文章，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
，由鲁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糙书屋出版。
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
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
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
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
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
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
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
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
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
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
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
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
明天起来，写工人呵！
斗争呵！
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
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
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
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
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
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
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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